新华社福州6月26日电(记者吴剑锋) 六月的晋江街头，阳光普照。就在一个月前，晋江代表团漂洋过海，远赴摩洛哥接过了世界中学生运动会举办权。
时间回到1978年，面对“漂洋过海”这个词，彼时的晋江人是另一副沉重的面孔——在那个艰苦年代，出海是万不得已的选择。40年时间里，从离乡之“愁”到安居之“乐”，从“出走”晋江到“扎根”晋江，一代代奋斗者记录着这座城市的沧桑巨变。
游子之“愁”：穿着四条裤子踏上归途
1954年，未满10岁的苏千墅跟随母亲一路从晋江辗转到香港，如今1小时的航程在当时需要花费整整7天。
车马劳顿并未阻挡离开的脚步。改革开放前，生活在这个人均耕地仅半亩的县城，几乎每个人都面临一道无解难题：留还是走?自古以来安土重迁的闽南人，由于生活所迫，最终仍有一大部分人选择了背井离乡，这也造就了如今晋江“十户人家九户侨”的情景。
对于大部分华侨来说，比漂泊之愁更难解的是对家乡停滞不前的担忧。70年代末，在香港扎稳脚跟的苏千墅回到晋江，糖果、饼干和衣服是他带给亲戚最主要的几样见面礼。“衣服穿在身上不用收关税，为了多带一点回来，我一个人穿了四条裤子，跌倒之后爬都爬不起来。”回忆起当初家乡物资匮乏的情景，苏千墅至今记忆犹新。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穷”是这座城市的底色。直到1978年，晋江还是一个靠政府财政补贴过日子的贫穷农业县。全县生产总值1.45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07元，仅为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80%。
“一穷二白”，苏千墅说，“回来看到老乡亲戚生活这么困难，我们心里也很难受。”
创业之“忧”：创业不易，传业更难
福建陆地港集团董事长李锦仪至今记得自己15岁的模样：小学没有毕业，一个人开着拖拉机天南地北跑运输。
与他相似的，还有17岁就到北京摆摊卖鞋的安踏集团创始人丁世忠，事实上，这些人们津津乐道的“晋江故事”在那个年代俯拾皆是——资源稀缺、交通闭塞，在先天条件并不优渥的情况下，晋江人从未停止对创业的探索。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春风正劲。晋江发动侨胞赠送亲属小型生产设备，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凭借独特的侨胞优势，以三闲——闲房、闲资、闲散劳动力起步的晋江，成长起了一批以“爱拼会赢”著称的企业家，最终带领晋江在四面黄土中，趟出了一条路。
如今的晋江，民营企业4.8万家、产值超亿元企业800余家、上市企业46家……然而一组组光鲜数据背后，隐藏着企业家新的担忧。
“晋江下一步怎么走，很大一部分要考虑传承问题。”晋江市市直机关政府综合系统党委书记林永红坦言，随着二代企业家的成长，如何将拼搏精神传承给下一代，让他们坚守实业，成为晋江企业家普遍的担忧。
为此晋江市政府联合商会推出“领航计划”，挑选本土优秀青年企业家组成班级，由老一辈企业家和行业高管进行授课和培养。李锦仪的儿子李子兴作为学员参与了培训。在他看来，晋江年轻一代大多都有“守业”和“开拓”的理念，而“领航计划”让闽商文化得以在两代之间更好地传承和延续。
安居之“乐”：晋江是一座值得托付终身的城市
“晋江这座城市，既有魅力，又有实力，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城市。”今年年初，来自福建龙岩的罗树生在朋友圈里写下这么一段话。
2008年，成家之后的他来到晋江。就在此前一年，晋江刚刚成为继深圳、成都之后的全国第三个国家体育产业基地，这座“体育城市”的崛起吸引了大批劳动力涌入，他们中不少人选择在此扎根。
罗树生供职的晋工机械并非体育用品企业，但在晋江的十年里，他感受到企业对外来人口的尊重和珍视。“在企业工作10年以上的工人有五分之一，工龄20年以上的工人有50多人，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罗树生不无自豪地说，如今的他是企业行政部门主管，作为一个外地人，能在公司担当重要职务，这让他对未来充满期待。
2015年，罗树生在晋江安了家，两个孩子也上了小学。“在这里生活有家的感觉，幸福感自然就上去了。”罗树生笑着说。
“幸福感”正逐渐成为“新晋江人”的特质。对于一座外来人口数量占常住人口一半的城市来说，如何让这部分群体“进得来，留得住，融得入”是一个长远的课题。
早在2006年，晋江就提出“三不承诺”——不让任何一名来晋务工人员因企业恶意欠薪而蒙受损失，不让任何一名来晋务工人员子女上不了学，不让任何一名来晋务工人员维不了权。近年来，晋江从教育、医疗、住房和就业等多个领域着手，加大投入力度，逐渐让“同城同待遇、保障全覆盖”的倡议惠及每一个在晋江的奋斗者。
“我们希望创造一个国际化一流的城市环境、营商环境、居住环境、服务环境、创业环境，让软环境更有温度、让硬环境更有底气，让晋江真正成为每个人可以托付终身的人生选择。”晋江市委书记刘文儒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