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泽湖之南、高邮湖之北，有一个白马湖。风景秀丽的湖畔，有建于宋元之交的金湖县吕良镇，相传三国时期的邓艾曾在此屯田。鱼米之乡的吕良镇，民风淳朴。镇四周有护城河环绕，吕良镇老街状如棋盘，镇上原有32口古井，恰如象棋棋子分布。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日子里，2021年4月，中共金湖县吕良镇委员会、金湖县吕良镇人民政府，与江苏省口述历史研究会、南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联合开展寻访建国前老党员、聆听革命历史的活动。寻访之际，吕良镇健在的建国前老党员一共有六位，他们是：幸福村王国汉，张坝村傅廷兰，振兴村吉凤英、朱兰，赤水村虞福洲，新丰村孙大法。
从1921年党的诞生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行列中，中国共产党始终起着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砥柱中流。1945年抗战胜利后，针对党的干部到各地开展工作，毛泽东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这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一种形象比喻。后来，这段著名的论述被谱写成歌曲——《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广为传唱。
本次寻访的六位建国前老党员，年事已高，然而对党的忠诚之心永远殷红。他们安居乡野，永葆本色。在他们断断续续的讲述中，在亲朋乡邻的介绍下，我们共同触摸历史细节，体悟峥嵘岁月，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他们平凡而又伟大的坚守。
时光渐行渐远。六位老人行动迟缓，记忆力有所衰退。当地党委、政府一直重视对建国前老党员、老兵的走访、慰问和关心。所在村的党总支早些时候，对健在的六位老党员的光荣事迹已经作了收集和整理。这些当年的资料弥补了此次口述历史访谈中的不足，在微信推文中，我们援引了老人们所在村提供的基础性材料，以便能够丰富地讲好六位老党员的故事。
金湖县吕良镇建国前老党员
口述历史系列之一
王国汉、傅廷兰的故事
王国汉：英雄戎装照
见证浴血战斗的光辉历程
2021年4月17日，我们在金湖县吕良镇幸福村采访建国前的老党员王国汉。王国汉的家位于一条大坝下方，三间瓦房。正屋里的长条桌上，摆放着胶带缠边的相框，里面有几张王国汉在部队时的戎装照。相框外边还放着一张绘制在瓷板上的照片，地点是江西丰城，由“真容艺术瓷像社”绘制，时间定格在1956年6月。照片上王国汉年仅23岁，英姿勃发，眉宇间透着刚毅。
这些转战南北的戎装照片，青春的脸庞叙述着风华正茂的岁月，胸前的军功章以及挎肩的短枪，记录着一位建国前入党的青年、一位为建立新中国浴血奋斗的革命者光辉的历程。
眼前的王国汉，已经是一位90岁的老人，面色黝黑，体弱多病，不由得让人感慨岁月的流逝。老人记忆模糊，间隔着还有严重的哮喘。村干部要附在他耳边大声发问，老人才能巍颤颤地蹦出几句话来，带有浓厚的乡音。
早年间王国汉自我介绍
我是一名退伍老兵，1933年出生，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我有幸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1948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我把我的生命紧紧地和党组织联系在一起，直至今天我依然不能忘怀在党组织的关怀下，我所走过的历程。
渡江战役是一场关系到全中国解放的决定性战役，14岁的我参加了这次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我们连队负责抢滩登陆，抢占制高点。在整个战斗过程中，敌人的炮火很猛烈，子弹在我们头顶上嗖嗖掠过，时不时有炮弹在我们身边炸响。在这次战役中，我们牺牲了不少战友，但是凭着顽强的战斗意识，我们最终还是渡过了长江，攻破了敌军的长江防线，为大部队的陆续登岸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1950年抗美援朝，我们奉命赴朝作战。在一次无名高地的阻击战中，敌人投掷炸弹100多万发，但我们还是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为战略反攻取得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也是在这次战斗中，我的肺部中弹，耳朵被炸弹震聋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凭着一个党员的信念，我们依然完成了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
退役后，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由于耳聋和肺疾，组织上考虑到我的状况，安排我在生产队做了一名保管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生活上给我无微不至的关怀，逢年过节给我送来生活用品，让我真正感受到组织的温暖。
改革开放，我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改善，组织上给我新建了瓦房。每年除优抚金外，组织上还给我送来了慰问金，定期安排村医生为我体检，了解我平时生活上的需要，尽力满足我的要求。如今我年事已高，党支部一班人定期不定期的上门看望，帮助料理我日常的起居生活，让我安享一个幸福的晚年。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让我一个退伍老兵、一个建国前的党员，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和伟大。我爱我的支部，我为我是支部的一员感到自豪和骄傲。
王国汉妻子季春兰口述
季春兰年轻时的照片
陪伴左右的老伴季春兰，今年也已86岁，谈起丈夫王国汉的经历，老人思路依然清晰：“他 14岁就出去当兵了， 南京也去过的，上海啊都去过的。他在部队拿个罐头(盒子)到食堂打饭，头顶上一个炸弹丢下来， 一个连炸了只剩下几个人。他26岁复员的，回家到机站开机器，拖驳船，拖十几条船，拖头十条船呢。(有一次)晚上的话出来下雪，在船上走，有雪，滑倒在水里，他从轮船底下翻过来、 爬上来，要不然就淹死了，他的命硬呢。以前刚回家跑起来跟猴子一样，他本来也不胖。82岁了，还骑车上街呢。我说你坐客车，他说：不坐，坐客车不方便。他骑的车子到现在还在家里。现在什么都不知道了，四五年了，没办法治。在县人医住将近50天，医生说是痴呆症。”
1957年9月于文化学校分别合影留念。后排右一疑为王国汉
季春兰在介绍王国汉退伍之后的情况
没有想到的是，几天后，王国汉老人病逝的消息传来。在致以哀悼之际，我们不由得想起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老兵没有离去，只是在渐渐凋零。
2019年，王国汉荣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傅廷兰：三河闸挑土
想方设法为民工把饭做好
我叫傅廷兰，今年93岁，1947年入党，那个时候我19岁。
我的入党介绍人叫张女芹，她介绍的。我就跟着她们跑跑，不管干什么不退后，干部都把我喊着。喊着那个时候，家里说我，你不是干部什么的，把你喊着干嘛?我说别人叫我去呢，我能不去吗?那个时候(入党)没公开，(即使家里人)问你做什么的，都不能暴露。
我们家里，贫困中农。我妈妈要饭，带着我们一个姐姐、一个哥哥要饭。(哥哥)最大，我们呢，小姊妹几个就留在家里。父亲当雇工，雇长工一年才下工呢。一年过了，家里有个二三亩地呢，这个几亩田不好种，然后就弄了点玉米，苦啊。
以前规矩大，妈妈对我说，姑娘大了，不能疯。我说你放心，你有什么不放心。你以前要饭(还在外面跑呢)。我忠厚老实，别人穿的花花绿绿的，我就老穿这个蓝褂子、黑裤子，黑布做的裤子，蓝布做的褂子。不管到哪里开会，那个时候叫新农，我们家叫新农乡，每次来穿这个衣裳。估计我家里穷、困难，一个书记姓于，他就说了，称呼我小鬼。他说：你家困难吧?我说的对哎，书记是区里的。我说于书记啊，困难，你救济我一点吗?他说没办法。我说没办法，你问我那些话干嘛。(于书记说)我看别人穿的花花绿绿，一个月能开几回会，就在区里，你每次来老穿这个衣裳。我就说，我穿这个衣裳是经常穿，我是两件换，我不脏，我不邋遢。
我们这个国家以前是个什么国家?好不容易打下“三座大山”，拿下来。我们也穷，家里也穷，这叫艰苦朴素。我又不识字，老实妇女，在农村里就跟别人学几句。艰苦朴素也是跟别人学来的，别人说个什么，我们就学什么。我一辈子就老实，穷也这样子，富也这样子。不是这样穿、那样穿，是没得穿。
23岁那年，到三河闸去挑土，(上面)组织民工挑大河，大型水利，四十二天。我就跟乡里的指导员说有我一个，把我写到名单中。领导说：苦呢。我说：再苦一点，别人能挑我能挑，我只有这点力气 ，能力有大小，别人挑两大锹，我挑两小锹，我就跟他讲的这个话。领导说：真去?假去? 真去，那就有你的名单了。我说：有我，就有我。我一点不后悔，我不往后退。
手拿鲜艳的党徽，傅廷兰感慨万千
我说向前进，不向后退，我那个时候入党讲的、宣誓的。(组织)问我，你入党打算做什么事，做哪些工作。我说，随便领导分配，叫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入党的时候，一不怕脏，二不怕苦，三不怕死，我全心全意把这个一辈子终身献于组织。我就说这两句话，别的没说。
现在说不起来了，往前去二十年，我说的很好。后来就是上圩，头朝上天(刚开始)，能挑就挑，不能挑我就做饭，然后就做饭。别的什么事，什么有益的工作，我没做，我不能瞎说。 什么事我带头的，领导妇女啊，我不晓得做没做过，我就在这个堆上(挑泥现场)，没做过的我不说，我做过的事就说。我敢于负责，我不说假话。
一个生产队有十大几口、二十口子人，全分下来，没在一个食堂吃。当时也没有人肯做饭， 然后就叫那个陈福民跟我讲，傅廷兰是个女的，她挑这个土不能吃苦你叫她做饭。我说我不怕苦，害怕被别人说呢，逞能要挑。挑不了，就下来烧饭了。
当时挑土的他们都大，我最小我才二十几岁。有一个中队长叫吉国仁，就感慨说这个小鬼真正呱呱叫。什么呱呱叫?我说你们不要奉承我，我说我是个孩子，哪里知道什么，也不识字。什么叫个呱呱叫?我嘴会凶，就跟他翻嘴。
傅廷兰家烧柴的灶台上，摆放着刚烧好的饭菜
我下来做饭，他们个个欢迎。我弄的清爽又干净，也井井有条。我没事的时候，拾些砖头， 靠棚子摞起来，摞成两个堆，跑到那个叫做闸的叫个、叫个什么厂的。厂里有五六个人，他们说，这位嫂子你来做什么事的，干什么事的?你挑大土的啊?我说没有，我说来玩玩的，想到你们这里找个东西。他们说，你找什么啊?我说找块铁的。“铁你弄不动，铁重呢。” 我说，有那个小的啊，皮子薄的那个，你能帮我找一块啊?他们问我：你找了干什么的啊?我说：烧饭没有桌子也没有板凳，碗洗过了就往地上一扔，装起来往篮子里一放。我想找块板、拾点砖头托一下。有个像老板的说，你们到那个圩上去找找看。他说：挑那个小的，厚的她弄不动。他们搬来搬去、搬来搬去，搬一块薄板，很薄的，不重， 也有二十多斤重呢。 他们问我能不能搬动，我说搬的动，只要有用，就是(天)下锥子也要拼命，也要把它弄回去。
(把薄铁皮)弄回去之后，工人很高兴，都说傅廷兰真有本事，能想到这个办法。我说我想干净，我在这烧饭感觉不卫生，碗放在这个地上不行，我说现在弄起来就好了。然后又叫我们家带工的陈会计， 我说陈会计啊，我跟你说个事，帮我买两块纱布、水纱布带过来。你如果有钱付就付，没钱呢，跟别人借，我们以后还。(陈会计说)你要那个东西做什么啊?你磨豆腐吗?我说不是，我说锅、碗放在外面，外面这个风太大了。碗什么的洗了，用块布盖起来，不是干净吗。他说行。我说我没钱的话，有工分、工资呢，挑工有工资呢。以前这个东西二毛钱一个，我对陈会计说不贵， 我说你把他们工钱扣四角钱出来买两条。每个在外面挑工的都没意见，都说这个弄起来很干净的。
傅廷兰一家合影
口述历史采集团队探望傅廷兰
【口述现场】
张坝村建国前老党员傅廷兰的家，位于沿河的一处居民点。采集团队去的时候，快临近中午，老人家中异常热闹，除在一起的儿子、儿媳外，这两天傅廷兰的妹妹、妹夫都在这看望老姐姐。自己的女儿今天也抽空回来了，老人的心情很是不错。访谈结束之后，傅廷兰紧紧地拉着村官吴娟的手走到屋外与大家告别。这些年轻的村官把傅廷兰当作自己的奶奶，经常到老人家走动看望。阳光洒满农家小院，厨房里传来饭菜的香味，让人体会到宁静的、甜甜的幸福。
村官吴娟(左)在看望傅廷兰
早年间傅廷兰自我介绍
小儿子(左)与母亲傅廷兰合影
本人傅廷兰，女，1929年10月出生，1947年7月入党，目前居住在吕良镇张坝村七组。我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当时靠父母给地主打工为生，17岁那年我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7年7月，那年我19岁，由于各方面表现突出，经党组织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我入党之后，就跟着党组织学习，在新农乡公所工作，积极参加党组织的各项活动，为人民服务。23岁那年，洪泽湖三河闸大圩需要挑土，当时党组织表示，挑大土是个体力活，最好是男同志去。因为我是一个女同志，党组织照顾我，就劝我不要去，但我坚持要去。那时生活艰苦，了解到组里不少人吃不饱，我就从家里拿些米、油、盐等一起带到洪泽湖三河闸大圩。当时丈夫不能理解我的做法，家里本来就不富裕，还有子女需要照顾。但是我跟丈夫讲，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做到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要以群众利益为重。后来，我们在洪泽湖三河闸大圩上连续挑土42天，与组里成员相互配合，肩挑背负，共同完成62道闸孔挑土任务。
在工作方面，我曾连续担任村妇女干部10余年。当时的农村贫穷落后，有时候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我作为妇女主任，经常是东头跑到西头。哪位老人生病我就去他家帮忙照顾；谁家孩子没人照顾，我就帮帮带带孩子；谁家下顿饭没着落了，我就想办法从自己的口粮里省出来，送过去。我把村里的每个人都当成是自己的亲人，在这期间多次受到县、乡表彰奖励，多次获得农具、毛巾、笔记本、水笔等物资奖励。当然我在村里和领导、同事都是和睦相处、互勉共进的，份内份外的工作我都抢着干，从不计较个人待遇高低。我严格要求自己，不怕吃苦、不怕流血栖牲，生活上低标准，从来没在同事面前炫耀过自己的过去。
在生活方面，我13岁就担起了家庭重任。当时一方面要早出晚归的下地劳作，一方面要照顾年迈的父母，恪守孝道，勤勤恳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入党后，就积极投身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的洪流中。我一生共生育5个子女，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目前自己一人住在张坝村七组，儿子女儿都有人靠着我，照顾我，其他的都在外地城市发展。
我如今年岁已高，虽然身体抱恙，但仍不忘时时告诫子女，党员必须有党员的样子。今年1月6日召开的张坝村党组织换届选举，我积极参加了。本来家里人不同意，但我就是想去，坚持要去，我就是要用行动告诉大家，我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傅廷兰妹妹傅廷英口述：
我姐姐她叫傅廷兰，她今年93岁，我叫傅廷英，我91岁，比我姐姐小两岁。我现在住在老家，我姐姐叫我来看看她的，看看，我就陪她在这玩两天，我马上也要回去了。
这个我姐姐，她是跟我亲姊妹。我大伯原来没有女儿，就把我这个姐姐抱过去养的。我大伯然后去世了，我姐姐就回来找我妈妈，跟我们在一起。
我姐姐第一次嫁的是一户李姓人家，他们家有个旧作风，不准她流动、出去跑，说，娶个媳妇回家是种田的，不能一天到晚在外跟别人跑。后来叫我姐姐当妇联主任，她不肯去；叫她上县里去，她不肯去。后来还是因为李家旧作风，我姐姐与他们家解除婚姻了。
后来这个姐夫啊，他在北京当兵，他有个老奶奶在家里。当时我姐姐在新农乡开会，老奶奶看见我姐姐，那时我姐姐已经解除婚姻了，就介绍，就把这个姐夫介绍给我姐姐。
我姐姐虽然不识字，她能力很好，很吃苦。挑那个三河闸的时候，别人不让她去，说你是个女同志二十来岁，你不能，不能去到那个前线去挑大土。我姐姐就要去，整个几十天全撑下来了。她说我既然来了，我是干活的，我就算没有这个能力我要用这种精神对于别人、对于国家。然后，她就一直坚持到底。
现在呢，我们老两口子，家里老爷子也是88岁了。我一天到晚就是想我姐姐了，想我姐姐了我就来这里。我也不能老在这里，我家还有地种呢，我还能种种呢。今天说到明天，我想回去，我姐姐就不让我走。
有的记不住了。我姐姐这个人吃的苦大呢。不瞒你说，我们从小穷到大。在家跟我母亲她们要过饭的， 我哥哥十岁就到那雇工。我们在家里，过去，吃什么啊?吃黑野菜，山芋藤，萝卜缨子，就过这种日子。
我姐姐性格很要强。唉，我姐姐啊，现在跟你谈，老了就要有一个人陪在身边。张孝顺、李孝顺，没有用，现在陪在身边就是孝顺。我姐姐现在也不能自理，我们在这里烧些现成的。我家老爷子，身体好些，在这里烧早饭，我们烧点给她吃吃，现成的。
前天夜里，我姐姐摔了一跤，把屁股跌摔青了。她说一个跟头摔过去多好啊。我说该你的寿你就过，阎王老爷也拿不到。阎王请他三更走，谁人留到五更头。该你这么大个寿命你就慢慢过。她说，我慢慢过哎，你们在这里的。你们要不在，我一个人在这里难过呢，夜里睡不着觉啊，你们在这里跟我玩玩谈谈。我说姐姐啊，我不能老在你这里哎，我要回去呢。我家里自留地还有些菜籽，二、三分田菜籽，要治虫。我家屋前屋后全栽了，不要吃吗?我到谁家能拔一棵?
我生五个儿子。生个孩子做个月子，哪看见过一块豆腐，看见一个草鱼烧汤的?全是这个菜汤什么的，受的那个罪啊。
傅廷兰儿子武发金的口述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1960年之后就体弱多病了，就不能参加一些正常的工作了。 以前的事情，解放前期，我也不清楚。我们做儿女的就是把母亲晚年的身体状况照顾好。党委政府对我们的关怀无微不至，逢年过节经常慰问，体现了对老党员的关心。那作为做儿女的，就更义不容辞了。
我是长子，我母亲在这边呢，每年都要到县人医住两三次院。有时候头疼伤风啊，这样那样到诊所里挂挂水啊，都是我们的义务，就是应该的。
傅廷兰女儿武萍的口述
我妈妈跟我哥哥住在这里，我哥哥、嫂子给她做点，早晚都亏我哥哥他们照顾。我父亲83岁走的，如果现在在世就是95岁。我妈妈现在岁数大了，不能跑了，我就早晚看看她，给她洗洗、水倒倒，就这样子。
我妈妈她不怕吃苦不怕累，家里再穷再困难，从来不去找(上面)，能自己能克服的就克服，不会说跑到队长那、会计那，说我家穷，现在揭不开锅了，她从不。
在外面做工，她不会偷懒，都是积极带头。以前，因为穷和饿，村上有夫妻吵架，她都去把大事说小，小事说了。劝解别人，男方劝好了，就到女方这来劝，把别人劝的好好的。你可能会说，是你妈妈你才这样说的。不是的，她就这个样子，她就这么个性格，她不喜欢生气什么的，背后说人这样、那样的啊，看别人穷、看别人吵架，她不，她都把别人劝说得好好的。
在我心目中，母亲的性格还是很好的。她老说，一碗饭能盛得住，一句话盛不住吗?别人欺负我，那我就没饭吃拉?她不喜欢跟别人顶针续麻的，她不喜欢去跟别人吵。她忍耐性重，哎，我父亲的话，以前在，脾气上来有一些暴躁，跟别人怎样，她都说，都拦下来。她都这个样子。
我父亲叫伍军桃，在家里穷，17岁就出去当兵了。然后就在部队里头，就《南征北战》那个电影片里那样，从死人堆里爬回来的。爬回来的时候，这个部队首长以为他牺牲了，就要给他开追悼会的时候回部队的。我父亲老讲，首长喜欢他呢，父亲出去打仗，总共身上五毛钱，还带一个笔记本子，带个钢笔。父亲先在北京，然后下放，回到宝应。
金湖县吕良镇建国前老党员
口述历史系列之二
吉凤英、朱云的故事
【口述现场】
金湖县吕良镇振兴村，有两位建国前的老党员，一位叫吉凤英(照片右)，一位叫朱云(照片左)，当年的入党介绍人都是一位叫梁学文的女干部。巧的是，两位老姐妹现在也挨着一起住。这是前两年她们在屋旁的庄稼地里的合影，蓝印花布的衣衫，透着干练与简朴，在绿叶的衬托下，显得美丽。更让人高兴的是，两位90岁以上的老党员，除了耳朵有点背之外，交谈基本没有问题，身体还比较硬朗。面对我们的访谈，她们回答干脆，有着一份自信，更有着一份豁达。
吉凤英：依然珍藏着
1948年的入党志愿表
我叫吉凤英，今年92岁，1948年入党的。那会我们入党，党员表给我们，叫我们妈妈爸爸都不给知道，不能公开。原来写党员表把我们，以前土墙，用布抱抱，揣在墙缝里，又害怕被老鼠拖走，过几天又拿出来望望，望望又揣进去。回头的话，领导人就带着我们工作，反正日上早上到地方开会，在棉田里不晓得开了多少会。全是不能公开，不能给任何人晓得，那会人家晓得就把你干掉了。
吉凤英不同年代的照片
我十九岁结婚，结婚上来的话就在大队里做妇女主任，做二十几年呢。
当时的书记是陈新大队，还有老汪书记、吉信仁他们。现在金北大队就还有老李书记(李宝金)还在呢，别的孙为德他们全都没有了。
那会做妇女主任没有工资，没有钱也没有钞。那会会还多，三天两天赶着开会，要不然就到金湖学习能学好多天。我35岁就离丈夫了，跟丈夫为夫妻共计16年，丈夫就走掉了，然后跑二十几年，家里几个孩子，弄得在外面跑，孩子又小，家里吃的都没有，我说我就不跑了，下来陪孩子就在生产队里上工弄弄吧。
上面对我们这么关心，多想再做点工作，但现在是人老了。
在鲜艳的党旗下，吉凤英手拿1948年起就一直珍藏的入党志愿表，感慨万分
【口述现场】
吉凤英老人讲述之后，一个人走到旁边的小房间，摸摸索索地从床旁拿出一个小铁盒，小心地打开盒子，拿出一张折得好好的纸张。原来是老人当年的入党志愿表，填写的时间是1948年2月4日。七十多年过去了，老人的生活中该有多少断舍，而这份象征着艰险与光荣、理想与奋斗的入党志愿表却被老人一直珍藏。这份红色记忆，记录着黎明时分的残酷斗争，印证了一位农家姑娘成长的历史，象征着苦难百姓翻身求解放的美好憧憬。
吕良镇参加建国前老党员寻访活动的党员、团员，与吉凤英一家合影
早年间吉凤英自我介绍
女儿、女婿陪伴着吉凤英
我是一名来自吕良镇振兴村的村民，是一名有着73年党龄的老党员。入党是一件十分崇高的事情，当时入党要求非常严格，思想觉悟要很高。七十几年过去了，我仍能回忆起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的激动与喜悦。
1947年，中国共产党决定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在土地改革中，我积极贯彻 “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改工作总路线，按照各项具体政策，帮助农民提高觉悟。土改中，我积极按照有关政策并结合各地的实际，确定分田标准，然后自报公议，进行确定各户分田的亩数、地段及耕畜、农具等工作。
1948年，我十分荣幸地加入共产党。成为一名党员后，我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解放初期，我又积极参加了西老堤工程。1976年，我参加了“围湖造田”工程，这是“改天换地，为民谋利，造福子孙”的大事。在围湖造田工程中，我们村的男女老少齐上阵，我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作为一名老党员，早年间我经常协助村委会工作，调解村民的家长里短，哪家发生矛盾纠纷，及时上门调解；哪家有困难，主动施以援手。哪家遇上困难，哪家需要劳力，我就带领村里的妇女前去帮忙。我就是想以实际行动向村民证明：妇女能顶半边天。
这些年来，我积极为村里捐款修路、修水库，帮助贫困村民出钱出力解决燃眉之急，年轻时就精力旺盛的我，老了后依然闲不住，总想找点事情做。平日里，看见哪块公共区域有垃圾没人扫，哪块有影响村容镇貌的，我都积极整理。
我一直觉得，身为“大龄”党员，虽然身体精力比不上年轻人，但思想上不能掉队。我要活到老，学到老，我还要发挥余热，坚守入党初心，继续为群众做力所能及的事，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会一直努力，在实践中增长知识才干，时刻铭记党员身份，履行党员义务，为祖国多做贡献。
吉凤英女儿陈丰云(左)、女婿贝学宝
吉凤英女儿口述内容：
女儿(右)陈丰云精心地照顾着母亲
我今年69岁。我母亲是1948年入党的，她很要强，参加革命，然后做大队妇女主任，带群众一起劳动。那时候父亲在砖瓦厂，家里没有人，就是母亲一个人在家，又要顾家，又要顾集体。她是很伟大，我父亲三十几岁生一场大病，然后去世了，然后就母亲带我们姐妹几个，很苦的。
左为吉凤英的公公陈初林(1900——1974)；右为吉凤英的婆婆季维芳(1901——1987)
我们姐妹五个，我是老大，就在家里了嘛，为我妈妈减轻负担。我们现在也不觉得苦了。现在日子好过了，爷爷奶奶那时候在外面参加革命，爷爷是在南京浦口区公安局工作，然后去江浦人民医院是院长，奶奶就一起过去了。过去那时候，我们姐妹五个，我是老大在家里，然后把二妹妹、三弟弟带过去了，负担两人，家里就妈妈和我们一起，那时候妈妈在赚工分，在村里工作，我14岁就参加劳动，挖河那时候，那时候为了赚工分养我家庭。
那时候妈妈在村里是妇女主任，带动群众一起割小麦、水稻，挑圩带头去干，都是她自己带头，为了家庭，现在日子好过了。难忘的就是那个时候妈妈参加工作在外面，家庭顾不上，就是我在家里带姐妹几个，她在外面，晚上很晚才能回来。那时我们小，我就带着姐妹几个在门口看路上等她回来，那时候真的苦。
我父亲在砖瓦厂当书记，之后他身体不好了，就没干了。妈妈带着我们姐妹几个。我出嫁时，我老公同意到我家，帮助我家撑起这个家庭。现在我妈妈九十几岁了，眼睛和耳朵不太好了，现在就照顾她，毕竟她之前是吃过苦的人。
朱云：一心跟党走
土改期间担任妇女队长
我叫朱云，今年94岁了。1948年入党，介绍人叫梁学文。当时入党是保密的，不给别人晓得。有次开会叫我们把党员证揣在墙缝里。有一会我找不到，吓煞了，之后被我找到了。
梁学文也是个干部，妇女队长，人是挺好的。她介绍人多呢，在我们这好多人都去世了。我叫朱云，今年94岁了。1948年入党，介绍人叫梁学文。当时入党是保密的，不给别人晓得。有次开会叫我们把党员证揣在墙缝里。有一会我找不到，吓煞了，之后被我找到了。
梁正文也是个干部，妇女队长，人是挺好的。她介绍人多呢，在我们这好多人都去世了。
以前挑圩、挖港、扒河、吃苦啊。扒河挑土，只管挑，腿挑疼了，队长还是我兄弟呢。“支左”的时候，有五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在我家带饭的，回头走的时候就丢了几张粮票给我。我要了做什么?我说我不要，带饭的五个孩子好呢，五个孩子就跟你们一样，特大鲁苏(意思是：很精壮)的。我说：帮他们五个孩子的饭分开煮，我们三口子的饭一起煮。五个孩子说：我们就跟你们在一个锅吃。怎么弄呢?我家丈夫人也好，我们家以前人口少，等于三口子，老两口做工，挣点工分钱、粮食钱，粮食也比人家买的多。之后就在一锅吃。我说买菜啊，人家孩子都有家，不能推给别人，我们党员在身边呢，晓得呐。
孩子走都哭了，提到走，晚饭都没吃，写了一夜的感谢信把我，说我心好。还有个高德玉也在我们家带饭的，把我当成干妈，到现在也会带东西给我。
勤劳能干的朱云
早年间朱云自我介绍
我是本本分分的农民，在家中，兄弟姐妹四人，我是老大，必须有担当。从小做事就任劳任怨，吃苦在先，不让兄弟姐妹受罪。12岁时，父母生病，家中实在走投无路，我和二妹在同一天被送给丈夫家做小媳妇，我们姐妹俩抱着父亲母亲的腿久久不放，哭了整整半天。在雇工期间，没吃没穿，不得不为地主放牛，一不如意，还会遭到棒打或驱赶，逃离几次，又无路可走，只好再回头，回头就是一顿毒打。
1947年，党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土改期间，我担任了妇女队长，由我带头负责接收地主富农的财产。老斜沟一个姓张的富农偷偷转移财产，被我和几位姐妹们发现了，紧紧跟随，最终将其藏起来的东西全部收缴。我时时处处要求自己吃苦在先，1948年，我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要多人介绍，我取得了所有党员的信任，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入党后，因为不识字，我怕党员证被偷，悄悄的塞进墙缝里，后来直接请书记帮我保管。
1968年，我在丈夫的一再反对下，为部队“治左”军人主动烧饭，还贴上自己的一些粮食，解决5个年轻军人的吃饭和住宿问题，他们一住就是几个月。丈夫当时不理解，家中已有几个小孩，哪里还有能力去帮助他们。我就与丈夫她商讨着说：“这些孩子不容易，千里迢迢到咱这儿，也是为了我们这里的百姓呀，我们不能愧对他们，他们和我们的孩子差不多呀，正长身体，卖苦力，我们不能没良心呀。再说了，没有他们，我们这里也不会安宁啦。”这些军人临走时，每个人都给我写了感谢信，还留下了10斤粮票。我一直没有用，留作永远的纪念，也始终以这两张粮票为荣。
今年，我已经89岁了，在我还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时，我总是吃苦在前，以身作则。组里要修一条水泥路，须要组民们交一些费用，我跟组民说：“为民造福的事，人人要主动，子孙后代会明白的!”有人问她：“你都快九十岁了，还管这些干什么?”她说：“党员就应该吃苦在先嘛!”路通了，大家都尝到了甜头，不少组民对我拍手叫好。
我时刻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衡量、约束自己的言行，不断增强党的观念，加强党性修养，按照党章的规定履行党员义务，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有意见就提，有建议就讲，毫无保留，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乡村老党员。
朱云女儿吉文芳口述内容
我叫吉文芳，今年66岁，我姐大我5岁，叫吉文翠。我父亲叫吉武仁，71岁去世。
我妈妈生养五六个呢，现在就剩我们姊妹两个。我妈妈以前受罪呢，自打我们记事起，好多事我们就不晓得了，不晓得年纪大的受罪是什么玩意头，我们不懂。
老妈妈现在跟我们过，她朝那边一坐，我烧的好好地，端给她吃、端给她喝，一天三顿。要不是把她留在家里，她还有命呐?老早走的喽。在家吃和喝方便点，到敬老院也好，养老院也好，不方便。
我没上过学，以前让我上学我不肯上，躲起来。我两个女儿都在南京工作呢。家里田都包啦，我的波灵盖(膝盖骨)坏掉了，不能种了，田包给别人种了。有时下地笼，逮龙虾卖赚点钱。
国家每年会分两季给我妈妈发钱，拿小本子到银行去拿。每次拿到钱，我妈妈就很开心，她还说要出去买东西。
金湖县吕良镇建国前老党员
口述历史系列之三
虞福洲、孙大法的故事
虞福洲：扎根于农村
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94岁的虞福洲，家人在赤水村一座小石桥旁开了一间杂货店，考虑到生活方便，就寄住在店旁的一间房子里。1947年，区里来了一位叫刘成(承)德的干部到他们村搞土改，因分工与虞福洲家挂钩，慢慢地对积极向上的虞福洲熟了，就介绍他入了党。
虞福洲入党后，一辈子在农村基层工作。他就是一颗革命的“种子”，始终扎根于农村。2021年4月17日，我们对老人的访谈就在离老人住所不远的一块庄稼地里，虽然老人话语不多，但老人身后的绿色，在温暖的阳光下透着茁壮生长的春意。
金湖县吕良镇赤水村党总支书记陈献忠(右)为虞福洲佩戴党徽
共青团吕良镇委员会的青年团员看望虞福洲(中)
早年间虞福洲自我介绍
虞福洲(右)与儿孙
我叫虞福洲，吕良镇赤水村人，今年已有93岁。194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8月先后任双岗村村长、党支部书记，吕良乡副乡长，吕良信用社主任，吕良搬运站站长等职。后因家庭原因离开工作岗位，回家务农。
解放前的生活是艰苦的，我们一家人生活拮据，家里一点值钱的东西也没有，且家庭人口众多，常常吃不饱饭。但尽管这样，当时的我省吃俭用，瞒着家人悄悄攒下了大米，用粮食等实物作为党费，支持党组织活动。
后来做了干部，日日夜夜地工作。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中，我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处处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只要谁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忙，我都会毫不犹豫，主动去帮助别人。遇到很难做通的群众工作时，我就利用早晚时间，挨家挨户地做好每户的思想工作。我曾是二组的老干部，对该组情况非常了解，有时村干部在开展工作时，有的村民不在家或不配合的，找到我帮忙，我都会积极联系，协助村干部做好工作。
现在生活条件好，都是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党的政策好。作为有着7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我的内心感到无比的满足，我会时刻记住党的宗旨，勤勤恳恳工作，踏踏实实做人，不求名利，为农村发展建设默默奉献。
左为虞福洲，右为陈献忠
赤水村党总支书记陈献忠口述
我是吕良镇赤水村党总支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陈献忠，本村本土人，今年53周岁。坐我旁边的是我们村建国前老党员虞福洲同志，今年94岁。
1947年，土地改革期间，虞福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虞福洲做了许多支前工作，筹备军粮、做后勤保障，立了很大的功劳。解放后，他任赤水乡乡长，后来做吕良信用社主任、水利站站长，一直到退休回村。他给我们的印象是，组织纪律性很强，我们村支部活动他都积极参加。后来我们双岗村与赤水村合并，就是现在的赤水村，他对我们村各项工作很支持。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秸秆双禁期间，老百姓不接受，他自己啊就主动到田里去划草挑草。平时啊，如果我们一些道路有些坑坑洼洼的，他会主动地用铁锹平整路面。他的党性很强，模范作用发挥得好。现在，随着年纪增大，他教育子女积极地配合我们党和政府、村组的各项工作，老百姓对他的口碑都是很好的，虞福洲是我们年轻党员、我们村民学习的榜样。
左为虞福洲，右为周自来
赤水村村民周自来口述
我叫周自来，我是赤水双岗人。虞福洲这位老支书在工作上，对什么事情都比较负责。他教育子女、为人处世都呱呱叫。过去搞运动的时候，他都能积极的、自动的协助党组织把基层的事情搞好。他以前在双岗的时候，坐在我家门口大榆树底下，带着锹头和大家一起劳动。在我们这，不管跟谁相处，都没跟别人争吵过。他现在来说，年纪高大了，有些方面的话跟他说，他听不见，生活部分能自理，要求也不高。组织上每年都有人来慰问他。
访谈结束之后，大家围绕虞福洲老人合影留念。鲜艳的旗帜，映照着初心
孙大法：在淮宝战斗
在江苏省农学院学习
孙大法在向走访的吕良镇党、团员介绍情况
我叫孙大法，1931年出生，金湖县吕良镇新丰村人，1947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3月16日入党的。我的入党介绍人是祁岐，他是淮宝县的组织科长、分到新农乡搞土地改革的，发展的党员都是他介绍的。
1948年在淮北入党的党员身份不能公开呢。当时淮宝县组织科把祁岐同志分到我们新农乡来，来干指导员。土地改革的时候，金湖县和淮宝县搞个点，祁岐就在我们新农乡干指导员，他那个时候就住在我家，我那时候才14岁。在书房里念着书。他住在我家，当时我家父亲就当保长。这个新农乡，有陶集、张庄、大沟等六个村，他在这个新农乡做指导员相当于现在的大队书记。
淮阴分区的时候，区委书记召集淮宝县里的干部开会时说：你们要死守淮宝。那个时候，淮宝的干部住宿办公白天就在宝应湖茶滩里、夜里就在船上。
祁岐那个时候到生产队开会，贫农就挂个红布条，中农就挂个蓝布条子，富农就挂白布条子。他跟我家父亲说，老孙，你家的孙大法，我马上要带出去的。我家父亲就表态了，好，我就交给你。祁岐就把我带过去了。那个时候我18岁。
之后，祁岐又调到县里了，做组织部的组织科长，在淮宝党校，现在就叫党校，那个时候叫干部培训班，那个时候党员还没公开。没公开，任何人都不知道。1948年、1949年，祁岐调到岔河。
1950年，淮宝县的宣传部长和老祁俩个主要领导，负责盐北区、盐南区，高干、黄集、盱宝、南宁、吕良东湖银集，淮宝县的明光这一片工作。解放了，淮宝撤销了，吕良这边也划到宝应县了。我回家待了半个月，然后就南下了。
淮北撤销了，我们要南下了，那个时候淮宝县县长调到这里工作，1949年，全国解放了，跟着他们就南下了。南下的时候我们到了扬州。扬州，属于苏北区党委，领导南通、盐城、淮阴、六合四个专区。那个时候，苏南、苏北没合并。跟安徽一样，皖南、皖北。没合并。到扬州苏北区党委，我们到那里一起把材料往组织部一交，我们就在那里工作了。
我在那里做近2个月的通讯员，然后把我调到传达室里做传达员。之后，我就做了司务长。有一次开会的时候，省委副书记也来了，他让大家大胆发言，他还对我说我还小，20岁共产党员。我是书记，我在这个屋里不能卖老资格，我们都是平等的啊。
等领导讲过了，就叫我谈两句。我说了两点：一，我们要遵守纪律，晚上不允许出去逛大街、小巷、马路。国民党特务他会趁你身边没人把你杀了，杀了还是无头之案，还查不出来。二，大家办公桌子底下的纸篓子里都是文件，有红章的要及时销毁，不能随意当成废纸扔了，如果外传出去后果很严重。发言结束后，领导和同志们表扬了我。
1953年挑三河闸的，三河闸造成功的时候，在江苏省农学院农业干部技术训练班学习过半年，学习机械科。机械科，学收割机啊，有五六十个人。医学科百十口子人，还有林业科、农业科，农业科最多，有个千把人。学习的以自学为主，有些课是苏联来的大学教授教我们的。我学到中途的时候，脑神经病一下发起来了，嘴抽筋的，血沫子直流。电话一打，苏北人民医院医生就来，那个时候没有救护车，就是跑过来的。来三四个看见我，我睡在地下抽的那个血沫子一地，一大块。有个把月，不能坚持学习了。那个病现在叫羊癫疯。因为生病我退回来的。不能坚持学习了。
那个时候在省里，我们在淮宝县的三、四年，二分钱都没有。连穿个鞋子、穿个袜子都是自己买的。到省里学习，一个月发二十块钱，扣去九块钱伙食费，还有十一块钱，剃剃头，洗洗澡。冬天发被子，发二斤半棉花，六尺黑洋布面子，一张二尺白洋布里子，二斤半棉花做个被。一斤棉花做个棉袄，裤子也是一样。夏天发衣裳。
那个时候供给制。在江苏省农学院里，那个教师讲啊：马上干部拿到供给制，能拿到几千、几万(旧币)吧。我们就议论了：能拿到那么多吗?恐怕达不到。农村马上用电，电器化，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种田不要牛，上灯不要油，我们就议论了，乖!能达到那个条件吗?恐怕达不到。他说马上就要达到，快的很。
我回乡的时候，金湖县查我档案的时候查不到。我档案在江苏省农学院农业干部技术训练班。后来到江苏省农林厅，找张处长， 我当年病退的东西一式三份，这里一份，江苏省农林厅盖的章，总共两份，他那里有底子，找到就放心了。
我病退回来，十天半个月、十天八天的病就发一下，发起来往个地下一倒，抽搐，那个血沫子哦难看呢，就比死人多口气。那个时候没有治这种病的药。劳动，去红星大队挑大渠，挑的时候，我刚一担泥挑上，走上面轰隆往下一倒。那个血沫子淌的!那个小医生一吓就不见了。我们家的人就说，没事没事你别害怕，要不了个吧小时，他发过了就没事了。发过了个吧个小时，然后我又去挑。后来，那个小医生问我姓什么啊，他那时候也是二三十岁小年轻。他说孙大法呀，你这次回去，挑完了回去，吕良公社这个医院才到的那个药，是盐城产的，(医院)到了两瓶，你回去就到我那里，我然后给一瓶你回家吃吃看。
前一天晚上到家，第二天我吃过早饭，就到吕良，医生给一瓶药我，才一块一角钱一瓶。给我吃的，回家一吃，吃了就治住了，吃了治住了就不发了。那个时候还年轻着呢，早上吃一颗，一天吃一颗。现在上了年纪了，一天吃两颗了。早一颗、晚一颗。这个病啊，在农村里就叫个羊二疯病，先生诊断的，就叫个羊儿疯病。我那个时候回家的时候，像我这个病有多少的人，过不了五年，不是倒下水、倒在厕所上，就是倒在秧池田里。
我在家的时候呢，我家媳妇就不准我下水洗衣裳，怕我发病掉水里，就在家里洗。像我这个病，药一年吃到头，不敢断。
祁岐先是党校的指导员，以后成立江苏省把他调到淮阴，淮阴韩桥电灯厂里，书记厂长一把抓，在那里二三十年，以后又调到南京市电灯厂，厂长书记一把抓都是他。我那个时候呢，弄这个手续时我去了祁岐那里。我告诉你我去迟了，早去二十年，他就把我留在那里了，就不让我回家了。
那个时候，淮宝县在正中间，周围都有敌人，仁和、万集都有敌人，淮阴、淮安、宝应都有敌人，敌人三天两头就下来扫荡。我们在这个吕良东边，东边陈大金家那里住了一个多月， 外面放十三个大船在那里。敌人一来扫荡，我们往船上一爬，待在宝应湖里，敌人再多点也抓不着。
走访中，吕良镇党团员与孙大法父子合影
早年间孙大法自我介绍
七一前夕，金湖县吕良镇党团员看望孙大法(左)
我叫孙大法，男，汉族，1931年出生，1947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在所在的部队要求我去淮宝县党员培训班工作，随后跟指导员祁岐当通讯员。1948年5月份我光荣的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我就坚信共产党一定能解放全中国，所以我一直跟随祁岐指导员搞政治工作，参加过淮海战役动员工作。
解放后，先后到沂河、淮宝县工作，后淮宝县撤销，到扬州区党委工作，后来跟随江苏省委干部肖汪东(音)，任秘书。其中1952年、1953年在江苏省农学院学习农业知识，后来因本人身体方面有病退伍，回到地方金湖县，回家务农。
退伍后，我仍然念念不忘战争中失去的战友们，也常常和自己的儿孙们忆苦思甜。我始终告诉儿孙，家人一起保持吃苦耐劳的光荣传统，吃饭时，不管是谁，只要敢对饭菜表现出不满意情绪，我可能就会火冒三丈。儿孙们问我，你怎么发火呀，我说只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才会对今天的粮食有着更加深刻的感触，才会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粒粒皆辛苦”!
我始终保持建国前老党员本色精神，永不拿过去当本钱。
孙大法儿子孙道美口述
我爸爸叫孙大法，他十几岁就跟共产党走了，祁岐把他带着的，那时我爷爷还在家。我爸爸是1948年17岁参加工作的，18岁入党的。
工作几年，我爸爸就生病了，他就来家，共产党就把手续给他。回家之后，一直在家里农村里务农。我爸爸写那个字，真正跟现在打印的一个样子，写的漂亮。
我母亲呐，她这个身体也不好，父亲身体也不好，我们受了多大的委屈、受多大的苦?我目前身体也不好。我们姊妹五个也没念什么书。我是老二，老大17岁时就跟我舅舅，也是当兵的，然后到海南工作，就海南那个橡胶厂里。
我们那个时候一天三顿粥，哪里能吃到饭啊。几天能吃一顿干。我爸爸以前就是，麦分下来轧点小面，就像面汤，我们家叫稀饭。有一次，我爸爸病突然发了，端着面汤，一下子把这个腿烫了一大块下来，现在疤还在呢。
我们这大桥，原来是木桥，桥北边是加工稻的，一个叫吉国仁的，看到我爸爸发病倒下来，就把我爸爸送家里，救了一命。还有一次，他在河边，不知道干嘛的，没柴火烧，我爸爸看到一个棍子去捡，结果发病往河里一倒，别人刚好在河北边看到，去把他拖上来。要不然，我爸爸命都没有了。
我父亲他就一个人独自生活，靠着我们，我们帮忙照顾。有时候我们忙起来了，他就一个人烧饭；不忙了，有时候就跟我们吃。现在，他就是腿不能走，他耳朵聋倒还不怎么聋。
我们这叫金湖县吕良镇新丰村，叫小孙庄。以前老房子，两间土皮房，大概十多个平方，姊妹五个，还有我母亲，还有我父亲，一家七口人。吃的是什么呢?可能几天吃一顿饭，早上是一点米放点菜，放点小面，菜是咸菜，一般都是这个样子。
我叫孙道美，1963 年出生。十几岁时就跟在生产队里做工， 一直就是赚点工分生活。以后呢，经人介绍谈个恋爱，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大财小礼的，家里困难，我家老婆也理解，也不要什么彩礼。我们结婚，等于就买了一对布。1984年结婚，1985年生个小女孩。
江苏省农林厅现在每个月还给我爸爸打钱，一个月一千几吧，我爸爸的药费也是省里报销。省农林厅还有人来看望我爸爸。上一次，我爸爸九十岁生日，我们说给他过生日的，他说不做，然后我们全家就在饭店弄了一桌饭。
(本文撰稿：韦晓东 赵 犇 高 芬 摄影：陈蔡明 张 力 万博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