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暴雨冲洗后的笆斗山革命公墓树木葱郁，一片庄严宁静，镌刻着“死难烈士万岁”6个大字的纪念碑高耸于前。一步、两步、三步……轻轻地、轻轻地，王柏坤老人将鲜花安放于纪念碑前，默默致敬。他似怕惊扰这些安息的烈士们，更是在铭记那些在历史长河中牺牲的英雄们。
“这里是笆斗山革命公墓，也是笆斗山战斗旧址。”曾任丹阳市界牌镇界中社区武阳村党支部书记的王柏坤带着记者转到了纪念碑的背面，指着碑文说：“这里安息着20位烈士，大部分甚至连姓名都不知道，但我们永不能忘记！是他们，战斗在这片土地上；是他们，令我们有了今天的幸福。”纪念碑上短短8列文字记载了那段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也留下了那一段深藏历史深处的英雄史诗。
1940年7月，苏南地区的新四军根据形势需要北上抗日。为确保大江南北交通线的畅通，总指挥罗忠毅等在丹阳界牌母子圩成立了新的江南指挥部。日寇获悉后，在当年11月10日调动丹阳城和埤城、访仙、扬中等据点的200多日伪军、300多汪伪军，带着掷弹筒、轻重机枪等分兵合击，妄想将新的江南指挥部扼杀在摇篮中。
因情报滞后日寇扑了个空，此时已迁移到廿七圩埭的江南指挥部探知消息后，迅速部署阻击。当扑空后的日伪军从大成桥、母子圩向界牌镇搜索前进，其先头部队气势汹汹行至界牌街西北侧的沙圩埭一线时，新四军立即组织火力阻击。而日伪军则负隅顽抗。新四军七连一排战士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疯狂进攻。由于日伪军人数众多、武器精良，连长林少克、指导员陈统光在危急关头组织战士跃出掩体，与数倍于我军的日伪军展开肉搏，以掩护其他战士撤退。直到下午4时左右，新四军七连其他战士安全撤退到界牌河以东地区。而八连则在界牌街东南方选择有利地形阻击敌人，令日伪军不能前进一步。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5时天黑，完成任务的八连才奉命撤退。日伪军名义上虽占领了界牌镇，但也被新四军的英勇气概吓破了胆，因为害怕新四军夜袭，所以愣是没敢在界牌镇驻扎，慌慌张张撤回了据点。这就是界牌江南指挥部保卫战，史称界牌阻击战。
碑文中讲述的[窅] [氵]坝战斗发生在1942年，当年春天，苏南第四行政公署特训班在丹阳界牌[窅] [氵]坝地区开班学习。4月30日拂晓，新四军侦察员和民兵报告，罗家新桥发现日伪军。指挥部随即命令一个主力排跑步冲向罗家新桥抢占桥头。可等他们赶到时，日伪军的先头部队已经过了桥并且占领了桥北的歇凉亭，形势十分危急，于是新四军一个班从麦田里绕到歇凉亭边向歇凉亭里的日伪军发动突然袭击，双方在麦田里展开了肉搏战。日寇此次扫荡，显然是有备而来的，他们一共纠集了1000多日伪军，从南面和西北两个方向夹击在此休整的51团和廿七圩埭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于是指挥部分出小股兵力将日伪军引到土地庙前，利用土地庙作为掩体，拖住了敌人主力。新四军大部队和机关则趁隙从笆斗山南边、南北两路敌人的夹缝中向黄山方向撤退。此次战斗在[窅] [氵]坝及笆斗山激战了7个多小时，击毙击伤日伪军30多人，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两次战斗中，新四军有梁照、刘培坤、等20名同志壮烈牺牲。1985年界牌乡政府在笆斗山建立烈士公墓和烈士纪念碑。
“这片土地上的红色故事，我们要代代相传。”近年来，王柏坤在整理《村村记忆》时，开始有意识地把这些红色故事收集起来，他说，“这些红色记忆，我们从未忘却！只要有机会我会在不同的场合向学校学生及有关单位讲述这些红色故事。”
村民张立法的母亲，曾是界牌战斗的亲历者，她也曾多次对后人讲述当时战斗的惨烈：新四军向界牌河东撤退时，许多新四军是泅渡过河，上岸时，日伪军就瞄准他们不停射杀，那些都是年轻的孩子啊，看着真是挖心般地疼，却不敢哭出声来。
“我的公公叫肖金生，当年曾经徒手夺过日寇的枪，这事还上过《挺进报》。”村民肖金生的儿媳也语带自豪地讲起了自己公公当年抗日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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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界牌的热土上，红色基因已融入精神血脉，正不断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在烈士精神的感召下，界牌人民正在书写新时代新发展的辉煌。（记者 司马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