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神农尝百草，茶叶就出现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经历汉魏六朝，兴于唐，盛于宋。发展到明代，又峰回路转，呈现出一片崭新的天地。在明人所绘的《南都繁会景物图卷》中，南京城内“茶食店”“茶社”林立。江苏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让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扎根成长，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开千古茗饮之宗
饮茶风尚变革
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明代是一个开创性的时期。据史料记载，洪武二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因体恤民间疾苦，下诏罢团饼，惟令采芽茶以进。于是，兴盛于唐宋，究极工巧的团饼茶因此作古，取而代之的是以炒青工艺制作的散茶。茶叶生产加工方式的焕然一新，让品饮方式也随之一变，“开千古茗饮之宗”的散茶瀹饮法逐渐成为主流。这一制茶工艺和饮茶方法传承至今。
“明代以炒青绿茶为主体的芽茶、叶茶在全国的风靡，促使茶业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散茶化’变革。”据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刘馨秋介绍，这一变革，不但从技术和文化上把中国古代茶业的传统固定下来，而且把传统茶业和茶文化提高到了中国古代社会条件下可能达到的巅峰，江苏的茶文化也在这一时期迎来了发展高潮。
“江苏茶”名扬天下
制茶技术引领全国
据《尔雅》记载：“汉人有阳羡买茶之语，则西汉已尚茗饮。”阳羡是宜兴古地名，可见汉时已有茶叶生产的基础。明代贡制的转变，直接促进了靠近南京的太湖地区的茶业蓬勃发展，太湖地区成为较早改制散茶的地区之一。当时驰名国内的太湖地区六大名茶中，有一半产自江苏境内。除了历史悠久的阳羡茶，苏州出产名茶最多，洞庭西山的茶叶自不必说，虎丘茶、天池茶更被列为“茶品之上者”。虎丘茶在明代文人心中最不一般，屠隆称其“为天下冠”。
驰名商标的背后，是经得起考验的茶叶生产技术。“可以这样理解，在明代，江苏的茶叶生产技术是引领全国的。”刘馨秋介绍，基于前代的农业科学技术，明代在茶叶生产技术上进行了更深入、精细的研究和实践。据明代茶书记述显示，太湖地区的茶叶生产技术包括茶树栽培技术、茶园管理、茶叶采摘技术以及制茶技术。尤其是制茶技术，火力的掌握，炒茶的手法，时间的把控，以及过程中的每一步骤，都已形成严格规范的技术要求。这种集栽培、管理、采制为一体的生产线，全方位促进了茶叶生产技术的发展。
紫砂茶器大放异彩
“茶经济”蓬勃发展
“喜共紫瓯饮且酌，羡君潇洒有余清。”在瀹饮法成为主流饮茶方式的情况下，茶壶的泡茶功能凸显，紫砂茶器因此异军突起。宜兴的紫砂陶器历史虽可上溯宋代，但到明代才真正成为“顶流”。明人之爱紫砂，不仅“能使土与黄金争价”，更直言可“跻商彝周鼎之列”。狂狷如徐渭，喝虎丘茶，也要讲究地选一把紫砂壶来泡：“虎丘春茗妙烘蒸，七碗何愁不上升。青箬旧封题谷雨，紫砂新罐买宜兴。”
“紫砂茶器之所以能在明代大放异彩，除了能与时下流行的瀹饮法相得益彰之外，一把好的紫砂壶，往往可集哲学思想、茶人精神、自然韵律、书画艺术于一身，满足茶人表情达意、以壶言志的审美需求。”刘馨秋认为，江苏紫砂茶器艺术的形成，对中国茶文化、茶具艺术发展具有巨大的贡献。
饮茶风气的兴盛，不仅带来茶器革新，更带动了“茶经济”的发展。茶馆作为“茶经济”的一部分，在明代城市中大范围普及。《儒林外史》中也多处写到南京、扬州等地的茶馆。茶饮设馆经营自唐代开始，宋代茶馆已发展为一种相当发达的行业，而到明代茶叶消费量的加大，使茶馆成为重要的社交场所，茶馆文化逐渐走向成熟。
审美意趣追求雅致
“文人茶”现象级呈现
江南文人是推动茶文化发展的主体力量。“随着饮茶方式的化繁为简，明代饮茶艺术也转为崇尚阳春白雪式的清雅意境。”刘馨秋介绍，在朱权、文徵明、唐寅等一批江南文人的倡导下，文人茶艺呈现现象级文化景观。
文人茶艺追求极致，对选茶、择水、备器、冲泡、品尝、环境以及参与人员都有严格要求。尤其是环境，在品茗过程中，营造雅致的氛围成为文人群体共同的追求。这时候，“琴棋书画”这个文人必备技能与茶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用琴声烘托气氛，于谦在自己的竹轩里乘物游心：“碧窗烟细茶翻乳，曲迳苔深笋迸尖。何日抱琴容直造，倚阑吟啸一掀髯。”李昌祺边下棋边品茗，“棋布星罗局，茶倾雪泛杯”，文雅的消遣方式。陈继儒挥毫泼墨之余，啜一口茶饮助兴，“若瓶数点浮花乳，蕉叶一窗供草书”。唐寅则是沉浸式喝茶，绘就《品茶图》并自题诗：“买得青山只种茶，峰前峰后摘新芽。烹煎已得前人法，蟹眼松风朕自嘉。”
江南文人嗜茶成癖，不仅创作了大量的诗歌、绘画等作品，还撰写茶事专著。据统计，明代江南文人所写茶书之数量，占到整个古代茶书的一半以上。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中国茶文化的内容，更创造了绚烂多彩的茶文化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