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1500年前的某一天，建康城(今南京)外长江边一座新建的佛寺里举行了一场仪式，装有佛教圣物的舍利函被放置到佛塔底下的地宫中。仪式盛大而庄重，封护地宫时一丝不苟：先是在地面撒上一层包括铜钱、金银、水晶、玛瑙、琥珀等在内的供奉物，再覆以黄土夯实，如此反复，最终完成瘗埋活动。
千年以降，沧桑巨变。如今这座佛寺所在的凤台南路西营村距长江已远达5000米，经过近3年的考古发掘，这座南方地区已知年代最早、布局最为完整的佛寺遗址终于重见天日，出土的200余件文物近日在南京六朝博物馆“烟雨楼台——西营村考古纪实展”展出。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代诗人杜牧这句诗让一个烟雨朦胧、梵刹林立的南京影像定格在世人的江南印象中，而西营村南朝佛寺遗址正是目前发掘保存最好、布局最完整的“四百八十寺”之一。
一枚铜钱，锁定佛寺始建年代
“南京被称作六朝古都，建康城是南方的佛教中心，‘南朝四百八十寺’这个数字并不算夸张，此前在考古工作中也发现过南朝佛教的遗物和遗迹，但是佛殿、塔基、地宫和佛像同时被发现，这还是首次。”考古领队、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龚巨平说。
在已发掘的范围内，西营村遗址坐北朝南，长约110米，宽近60米，从南向北依次为山门、佛塔和大殿，当年佛寺地处伸入江内的高冈上，从江面上看去显得巍峨壮观。佛寺打地基时很考究，大殿基址整体用土垫实1米多深，然后在其上开挖磉墩基槽，先用红色粉砂岩筑底，再用黄土、灰土分层夯筑，大殿的柱子就立在基槽之上，这样的地基可以保证柱子稳定地支起巨大的房顶而不会沉降。佛塔地基要承重多层宝塔，所以更花功夫：向地下深挖接近2米，再用黄土杂以卵石夯筑，每一夯层只有薄薄的10厘米左右，几乎是用做“千层饼”的细致功夫打地基，这正是当时营建高等级建筑时的常规做法。
今天的寺庙往往以大雄宝殿为核心建筑，然而西营村遗址却清晰地表明，这座佛寺采用“前塔后殿，以塔为中心”的结构。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学锋告诉记者，以塔为中心是印度佛寺的传统，魏晋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国生根并开枝散叶时期，因此佛寺格局仍然保留印度范式，北朝的河南洛阳永宁寺、河北邺城赵彭城佛寺遗址都采用相同的寺院结构。根据西营村考古可以推测，“南朝四百八十寺”中除了“舍宅为寺”(捐出住宅做寺院)之外，大体应该是围绕佛塔兴建其他建筑，并且结合中国建筑传统，四周用回廊围成方形院落。
那么遗址的年代又是如何确定的呢?龚巨平表示，夯土层中出土了大量的铜钱，包括半两、货泉、布泉、五铢、大泉五十、大布黄千、四铢等种类，年代可早至秦汉，最晚的是南朝刘宋元嘉四铢。元嘉是刘宋第三位皇帝刘义隆的年号，使用时间为公元424年至公元435年，而元嘉四铢始铸于公元430年，由此可以推断，佛塔塔基埋藏舍利函的年代不早于公元430年。同时，遗址出土的佛教造像残件、莲花纹瓦当等建筑构件均具有典型南朝特征，考古专家认为，这座佛寺始建年代不早于南朝刘宋，可能毁弃于梁代的侯景之乱或隋平陈南朝灭亡之际。
一座地宫，连接西域和南亚
在六朝博物馆的展厅中，3组石构件被放在很显眼的位置，据介绍，它们就是舍利函的残件。
研究表明，舍利函由底座、中腰、顶盖三个部分组成，它们扣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边长0.88米、高0.78米的石盒，这是目前考古所见形制最特殊的舍利函。
按佛教仪轨，舍利函内应该盛放有舍利等佛教圣物，因此西营村遗址地宫的舍利函内装着什么格外令人期待，遗憾的是，地宫在后代曾被发现并打开过，舍利函被打碎，函内的圣物流失。尽管如此，地宫中残留的文物仍然很丰富，有金、银、铜、水晶、琥珀、玛瑙、玻璃等各类材质，在展柜中显得五彩斑斓，美不胜收。它们往往被作为宝物供佛，寄托着信徒的美好祈愿。如在一件穿孔的滑石立方体上，就刻着“弟子葛安孙愿生西方 无量寿佛国□ 食自□一切众生亲眷 属朋友知识一同所愿”，表明当时佛教信仰在民间已经深入人心。不仅如此，南朝时帝王大兴佛寺、论究佛理，高僧在南京翻译佛经，学术界兴起形神之辩、夷夏之争、沙门礼敬王者之争等有关佛理的论辩，佛教由此兴盛。
地宫中的文物，还表明南朝建康城与今天“一带一路”沿线的联系。龚巨平告诉记者，科学检测表明，琉璃、玛瑙、琥珀等文物多为域外产品，显示出南亚地区的风格。其实早在汉代，罗马就曾派使节沿海路来到中国，东晋时高僧法显从天竺归国时就取道海路，梁武帝时达摩来中国在广州登陆，然后被礼邀至建康。地宫中出土如此多样的舶来品，表明当时中国南方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联系已经相当紧密。
展厅中的玻璃器已经残碎，看起来与今天的玻璃类似，晶莹而透明。这样的玻璃器当时有两个产地：罗马和萨珊波斯，来中国有两条路线——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走陆路，需要翻越帕米尔高原，在天山或昆仑山脚下跋涉，沿河西走廊进入中原；走海路，则需要经阿拉伯海绕过印度半岛进入孟加拉湾，再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
这座深藏千年的地宫，以其出土的域外文物，向今天的人们展示了当时的建康城如何连接着1500年前的“一带一路”。
一只佛足， 回响东传日韩足音
此次考古，发现了大量的佛造像，展厅中展出的佛头、佛足造型精美，线条流畅，展示了南朝时期高超的雕塑技艺。令人惊讶的是，它们并不是出土于大殿或佛塔，而是在建筑之间的空地地层中，这表明这些残缺的佛造像曾经被丢弃在院子里，这个过程也许不是一次完成，而是经历了一段时间，成为这座佛寺被毁弃时的见证。
出土的佛头只有拳头大小，红陶质地，普遍面相圆润，眉眼细长，脸上带着浅浅的微笑，清静自足的神态生动传神。在一个独立展柜里，展示着一件端坐在莲花宝座上的无头小佛像，佛衣有着褒衣博带式的宽大闲适，下垂的襟摆自然形成一道道褶皱，用泥土烧制的硬陶有丝绸一般的柔软质感。佛像的右手放在胸前，手指向上，掌心向外，被称为“无畏印”，左手在腰旁，掌心向外，食指和中指下伸，属于“与愿印”。据介绍，这种“无畏与愿印”最早出现在南朝，随后不仅流传到中国北方，还远达朝鲜和日本。
展览中还有一件鎏金铜佛足，只残存前半个脚掌和脚趾，因为年代久远布满绿色铜锈，但部分残存的鎏金依然熠熠闪光。铜佛足的尺寸与真人相仿，专家认为它属于一尊真人大小的佛像，当年因为鎏金而金光灿灿，被供奉在这座佛寺中。
这件残铜佛足仿佛是一个隐喻，以一种空谷足音的方式无声讲述着南朝时佛教东传朝鲜半岛、进而抵达日本列岛的故事。张学锋教授介绍，六朝时期，朝鲜半岛处于“三国时代”，北方的高句丽和东南的新罗向华北政权纳贡，百济为了寻找保护，遂跨海与东晋修好，朝贡关系贯穿了整个南朝，佛教由此传入百济。百济的圣明王还专门派遣使者到南朝的梁寻求佛法，佛教因此在百济兴盛。
为了对抗宿敌高句丽和扩张后的新罗，圣明王还强化了与日本的联系，将佛像、佛经赠送给日本钦明天皇，南朝佛教就这样通过国家赠与的形式由百济传到日本。为了感谢日本的援助，百济还向日本传入了汉文和医术等，它们和佛教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推动了日本文化蓬勃发展，成为东亚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王宏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