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文化软实力是一座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决定着城市的品质和地位。城市治理所针对的城市病,有其深层的文化因素;没有文化力的协同,城市治理难以奏效,城市治理迫切需要新的城市文化。
文化:城市治理不可忽视的软实力
城市治理是一个系统,有着丰富的内涵。城市治理不同于城市管理的重要区别在于:其一,对象是已经患上大城市病的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其二,主体是以政府为主的多元城市主体。针对城市已经出现的种种弊端,标本兼治,是城市治理之道。
北京的大城市病,表现为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超载、运行不畅。其根源在于城市叠加了过多的功能,人口数量过度膨胀。因此,疏解非首都功能是医治北京大城市病的治本之策。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北京的大城市病也和城市管理水平、能力相关,表现为不少方面存在的无序失管。而城市的无序失管又有着不可忽视的文化因素。所以,我们在全力推进疏解的进程中,必须加大针对城市乱象的整治力度,在疏解和治理联合行动中,促进城市功能的优化和提升。疏解整治促提升是一个辩证统一的系统工程,城市治理不能仅仅治标,标本兼治,是城市治理之道;优化提升也必须包括文化的除旧立新,城市治理也是城市文化的培育过程。
凡是有人类群体性的共同体存在的地方,都离不开人们对群体利益认知的认可、认同和接受、服从,从而形成相应的政治和文化。政治,以外在的强制力为基本特征;文化,以内生的自觉自愿为基本特征。城市治理也离不开治理的政治力和文化力。政治力与文化力,两者作用、目标相同,都是要实现群体的步调一致、行动协同;但两者作用方式不同,一个表现为强制性的硬,一个表现为自愿性的软;同时,两者又可以相互配合、融合和转化。
城市治理呼唤新的城市文化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经济在城市的兴起,我们的城市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文化逆转现象,而且这种逆向文化还正在蔓延,悄悄地销蚀着城市的文化力。
新中国的首都曾经有过强大的文化力,无论是爱国卫生运动,还是为了城市公共利益的集体行动以及“人走灯灭”自觉的节约风尚,都彰显出这座城市无形的凝聚力。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下雪就是无声的命令,人人自觉上街扫雪清道的情景,集体主义温暖着每个市民的心。但如今受个人主义影响,很多人只要个人利益合适,就不再关注社会利益,甚至不惜伤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而社会舆论,很多时候对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见怪不怪,熟视无睹。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文化弱化了,亟待加强。北京的城市病有着复杂的经济社会原因,但文化力的销蚀助推着病情的恶化,侵害着城市的免疫力。城市病的文化病灶不除,不但难以根治城市病,而且严重阻碍城市治理的进程。
文化力的销蚀是城市的心病。外病好治、心病难医。表象的城市病靠政治力就可以短期见效;而文化的城市病,则不可能药到病除,还要靠文化力来逐步调理,并且和政治力协同。城市的文化治理,就是要破除人们已经习惯的陈规旧习,形成新的城市文化。良好的城市治理事实上都包含着文化治理的意蕴,单靠政治力是难以奏效的。
在城市治理中,拆除违建,顾名思义,是拆除违法、违章的建筑。既然是违建,一出现就应该禁止,并立即追究责任。但违建现象的顽固存在,助长了法不责众的文化无奈,使原有的文化力丧失殆尽。不重建新的城市文化,违建难除尽,卷土会重来。因此,拆除违建必须辅之以行动之前的预警、行动中的稳妥、行动后的立规,言出法随,在治理中培育社会遵纪守法的文化。只有对违规违法的行为形成全社会的口诛笔伐,形成现代文明所不齿的社会共识,城市治理才能真正到位;唯有如此,新的城市文化才有望出现。
提高培育城市文化的自觉性
在城市治理过程中,我们必须提高培育城市文化的自觉性。城市文化,是全社会对城市功能定位、城市本质特色、城市目标愿景以及城市精神认知的认同。城市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既有传承,也有创新,更应该包括与时俱进的破除。从城市治理的视角看,城市文化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破与立。
一是破“西瓜皮”文化,立蓝图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曾批评城市治理中存在的“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的无为而治;提出“一张蓝图绘到底”。如今,按照这一指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已经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做出批复。蓝图已经绘就,我们在贯彻落实过程中,就要自觉培育蓝图文化,树立《总体规划》权威,形成“干到底”的社会共识和统一意志。
二是破“法不责众”文化,立红线文化。法不责众现在已经成为许多人的信条,信奉“只要大家都干,政府也没办法”。这种魔咒的蔓延,严重破坏城市的秩序。魔咒不破,城将不城。中央在对《总体规划》的批复中指出:“要严守人口总量上线、生态控制线、城市开发边界三条红线”。我们必须树立北京城市不可逾越的红线意识、底线意识,形成对首都功能的认同,培育服从意识和服务理念,自觉把红线作为城市的紧箍咒。红线文化,广义上还包括不能触犯一切法规禁令。
三是破“自私自利”文化,立公德文化。市场经济离不开所有市场主体对公共利益的道德遵从。城市治理必须提倡公德,以公德为美。人们敬仰的英雄,都是和不怕困难、不顾自己,为人民利益英勇斗争的行为相联系。北京人更要彰显出识大体、顾大局、懂规矩、讲公德的高素质文化。
四是破“事不关己”文化,立公众参与文化。把培育城市文化纳入城市治理的过程,每一项政策出台、每一次城市治理行动之前,尽可能事前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讨论、吹风,取得多数人的认可、认同,形成共识。必须认识到,城市治理过程就是城市文化形成过程、文化力的彰显过程。充分发挥每一个市民参与城市治理的积极性、自觉性、主动性,使每一个市民切实感受到,他们也是城市治理政策制定的参与者、决策的执行者、收益的获得者、文化的创新者。公众参与应该成为北京新的城市文化。
五是破“一亩三分地”文化,立协同发展文化。北京是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必须破除“一亩三分地”的自我发展意识,处理好“舍”与“得”的关系,在疏解非首都功能过程中,培育协同文化,主动引领周边城市共同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文化是管出来的,要抓住不尊重《总体规划》权威、违背《总体规划》原则的案例,在追究责任、严肃处理的同时,深入剖析背后的文化成因,展开一事一议的教育活动,在严格管理中培育人们遵纪守法的自觉。
北京新的城市文化具有特殊的意义。北京没有经过完整的工业化过程就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缺少了工业文化的洗礼。因此,工业文明是北京城市文化的天然缺陷,亟需以城市文明和生态文明追补工业文明的缺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