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葛亮生于1970年代末，他的祖父是中国著名书画家葛康俞，太舅公是陈独秀，奉系军阀褚玉璞是他外分的姨父，邓稼先是他的表叔公，某种程度上，他的家族史甚至可以串起中国现当代史的重要线索，或许正因此，他的作品中总有一种当下作家少见的雄浑与历史感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行
葛亮去越南旅行，在一座寺庙里看到一段难忘的画面。一位青年，脸上带妆，头梳发髻，身着长袍。他合眼念词，带着哭腔。稍许，他的身体开始微微颤抖，突然好像打了一个寒战，似乎承受着巨大的痛苦。面前一个年轻女人开始与他对话。说话间，女人竟开始啜泣。青年随后恢复平静，不再言语。
当时，葛亮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仪式，只觉表演性极强。他上前与青年攀谈，青年告诉他这是“问米”，岭南一带的招灵仪式。刚才问米的年轻女人是黑道中人的遗孀，青年所做的不过是背后有人托付于他，只是借他之口，叫女人安心。
后来，这段故事成了葛亮短篇小说《问米》的素材，小说中青年阿让是越南流浪的通灵师，专解人间苦难。类似的故事还有被戴绿帽子的钢琴教师密谋报复社会;冤死的知青魂灵附着人身回村报仇;变性人用鹌鹑试验药物的奇情故事。
七个受命运试探的人组成了这部最新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问米》。在不同职业人物主角的外衣下，葛亮所关注的，还是他一以贯之的主题：人之常情。
正如他在关于南京历史的长篇小说《朱雀》中，写了一个叫作泰勒的美国间谍，西方男人的性启蒙也可以来自《金瓶梅》，听女主人公唱《月满西楼》也会心底潸然。另一部让葛亮声名大震的长篇小说《北鸢》虽然描写的是历史中的大人物，但也是从家庭史的角度来写，他写石玉璞(原型为奉系军阀褚玉璞，葛亮外公的姨父)，并不是写与张学良、张宗昌并称奉鲁直三英的枭雄模样，也不是《秋海棠》里边将其标签化的恶霸土匪，而是写其作为一家之主的日常生活，写其人皆有之的担忧与顾虑。也正是这种深入历史背面和人物内心肌理的写作方式，让人们记住了葛亮。
南北书
葛亮至今出了两本长篇小说《朱雀》和《北鸢》，《朱雀》叙述的是南京城及生活在这里的几代人的沧海桑田、风云变迁，《北鸢》是写了一个虚构的北方城市“襄城”。他将之统称为“南北书”。
葛亮生长在南京鼓楼一带，是今天南京较核心的部分，还留有旧都气质。朱雀门是南京的地标之一，代表南京的正南方。早在东晋，南京秦淮河的二十四桥中，朱雀桥是最为华丽和宏大的。朱雀是一个昔日胜景的象征，给南京这座城市带来了更多“旧”的气息。也正因为曾经过太多沧海桑田，在南京，野心与怅惘、巧合与错失层层积淀，早已经化为寻常百姓家的集体经验了。
《朱雀》中写到的西市、东市，到现在也是如此。西市就是一个卖古玩的地方，许多东西都是假古董。那些仿古的店铺，虽是黛瓦粉墙，但也造得粗陋。如果一座古都要开发旅游资源，似乎不该弄成这个样子，但好像南京人就很无所谓。家庭主妇就在城墙上晾衣服、晒中药、白菜。葛亮生活的科研所大院里住的都是知识分子，到了冬天，照样把大白菜晾一院子，并不会刻意要保持所谓整齐。这就是过日子。
一直留在葛亮印象中的是位于汉口路的南京大学的生物楼。葛亮小时候常跟小伙伴一起去探险，进去就能看到各式动物标本，以及未成形或者畸形的胎儿，甚至有的就随随便便放在过道里，这让葛亮认为南京人的骨子里，“无可无不可”。
因为小说涉及城市的文化坐标。有人真就按《朱雀》里的坐标去游历南京。“想想蛮有趣的，这是让我感怀的事情。”葛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除了文化坐标外，食物也是他写南京重要的一笔。葛亮在书中曾写过一段关于汪精卫的故事。汪刚来南京，钟情于美人肝，这道菜的食材是鸭子的胰脏，非常小，一鸭一胰，所以做一盘美人肝，要40只鸭子，在当时很不易得。汪精卫常拿它做夜宵，到晚上，就用荣宝斋小笺自书：汪公馆点菜，军警一律放行。
南京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政治、历史跟日常元素经常交织在一起。这也是为什么葛亮喜欢写这座城市的原因，它没有那么肃穆，很多枝蔓非常有趣。
《朱雀》写了许多民间场景和人物，作为作家，葛亮觉得自己不可能真的为民间代言，但他相信，有责任去帮助他们说出那个时代的心事。“我想讲一个宿命的故事。但如果让我讲《朱雀》里谁是主角——我想说，城市才是。”葛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朱雀》里，他用一家三代串联历史，来表达南京。而到了《北鸢》里的襄城，这个虚构出来的城市成为葛亮对于北方城市文化的一种综合。
《北鸢》在讲述卢、冯两家日常生活及主人公命运遭际的同时，常会随情即景，畅谈一番民国人事风物，将人物置于宏大的时代格局中进行审视。描写内容大至政经地理、城乡样貌，小至烹调、书画、服饰、曲艺，包罗万象，被称为一幅“民国清明上河图”。
“因为我觉得无论中国的文化还是历史，南北之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两边的文化气息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中国人谈起来北望家国，从来不会往南望，因为北方一直以来都是所谓的地理政治甚至于文化的中心。所以后来出现了民国时期海派文学，一开始那是个贬称，所谓的京海之争，那个海派实际上是一个被贬抑的对象。但其实南方文化也相当的丰富，吴文化、江南文化、岭南文化，甚至西南文化，各有它不同的归属。北方文化非常大一统，到了南方，因为它没有一些所谓的政治格局的约束，变得更加开放。《北鸢》从读者的意义来说也可以和《朱雀》进行这种所谓的对读。所谓先秦儒家，出中原齐鲁，老庄出南方楚地，这就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品性。”葛亮说。
历史“在场者”
中国近代史充满动荡与残酷，在为《朱雀》做资料收集的阶段，触碰到的真相让葛亮饱受折磨。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的部分，看了许多资料，夜晚常常做同一个噩梦，梦中只有一张毫无表情、闭着眼睛的脸。书中这部分其实着墨不多，但完成小说后，葛亮调整了相当长时间，才能从这种情绪中抽离。“写完那一段，我很能够理解和体会为什么张纯如写完了‘The Rape of Nanking’《南京大屠杀》之后走上了不归路。”他说。
写《朱雀》时，葛亮跟一个年长的前辈作家对谈。葛亮认为前辈们更多是历史的在场者，是以己之身的经验还原历史，而70后作家更多的是依赖所谓的文学想象去建构历史。史料可以作为砖瓦，但毕竟还是不一样的，70后本身对于那个时代的把握，还是很难与自己的经验叠合。
但到了写《北鸢》时，他有所调整。开始要求自己能成为那个时代的“在场者”，和那个时代及那个时代的亲历者直接对话。
1978年出生的葛亮，生于文人世家，祖父是中国著名书画家葛康俞，太舅公是陈独秀，奉系军阀褚玉璞是他外公的姨父，邓稼先是他的表叔公。某种程度上说，这个家族勾连起了中国近现代史。
当时，葛亮祖父的作品《据几曾看》的编辑希望葛亮以“有温度”的视角表现这些祖辈人物，通过祖辈的生活经历投射近现代文化史上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类似陈寅恪女儿们写的《也同欢乐也同愁》。
为此，葛亮最初申请了一个非虚构的口述史研究计划，三年间写下了百万字的研究资料。但后来葛亮还是将写作计划做了调整，改成虚构小说，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当年与其祖父有深入交往的历史在场者像王世襄、范用，国立杭州艺专的同窗、师长辈的比如林风眠、李可染、艾青、吴冠中陆续离世。“我会有种时间上的紧迫感，我必须现在写，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抢救，我必须用一部作品，细节化、还原这一代人他们的自处以及与时代之间的相处状态。”葛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小说写了男女主角文笙和仁桢在短短的20年之间经历的家族变故、战火硝烟、人情冷暖、情爱生死，有些故事就来自葛亮外公和外婆相认、相知、相恋的经历。也写到了政客、军阀、寓公、文人、商人、伶人等上百位经典民国人物。这些人物几乎都有出处，很多故事段落甚至直接来自于葛亮祖辈的日常生活。
“我们总在一种固化思维里探讨到底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实际上两者在民国那个时代是相辅相成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想写民国，民国给我们非常多元化的对历史的表现立场和空间。当时的整个社会格局，没有现在这么格式化，每个人都有表述、调整自己的机会，个体和历史之间也表现出介于主动、被动之间的辩证关联。我想这也表达了自己的一种历史观念。”葛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新古典主义
写作之于葛亮，是一种沉淀之道。
受父辈影响，葛亮从小时候开始读古典小说。父亲通晓俄语，从小就给葛亮读些旧俄时期的小说。同时，《阅微草堂笔记》《东京梦华录》，包括比较偏的《耳新》《何典》等笔记体小说也对他影响甚深。这使他建立起最初有关文学审美的意识，叙事的技巧，以及语言运用方面俗与雅的观念。
俄国小说有天然的格局感，他小时候似懂非懂，它提供的语境也不是生活中能够直接接触到的，甚至因为太厚，有所抗拒。但许多东西还是会润物无声地渗透、影响。
很多人对葛亮小说《北鸢》中的典雅语言爱之深切，将之称为“新古典主义小说”。蒋方舟甚至称看此小说有看VR的感觉。这确实源于葛亮醉心于情境感的营造。
“仁桢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名伶言秋凰时，不禁感慨：看过她演的一出《思凡》。台上那个人的光彩，身段与唱腔，美得不可方物。然而此时，立在眼前，却让她意外了。这意外是因为，这个女人的家常与普通。仁桢甚至注意到，她手袋上的一粒水钻，已经脱落，拖拉下一个很长的线头，于是整个人，似乎也有些黯淡了。”这是《北鸢》对言秋凰出场的白描，只是一粒水钻的特写，便将一代名伶雍容华贵背后的黯淡颓唐传神地呈现出来。
“我迷恋古典小说中的某种‘掌故感’，这在老一辈作家的作品中还会出现，但是在年轻作者笔下稀薄得多了。大约是因此，我会尝试运用白描方式，将这种感觉适当纳入到当下的语境中来。”葛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著名评论家王德威曾如此评论，“《北鸢》仍然充满传奇色彩。家族的兴衰、时代的动荡、乱世的情爱无一不备。不同的是，抒情意境大为提升。葛亮这回沉住气，写出一种想象的民国丰采，暗藏其中的凶险，以及终将来到的历史嬗变。以淡笔写深情，必须给予肯定。”
《朱雀》25万字，葛亮写了5年。《北鸢》40万字，葛亮写了7年。接下来，他的长篇写作计划依然是历史题材，甚至从民国到了前清。
很多人惊讶于他为什么要给自己制造难题，一次次选择跨度这样大的历史题材。“小时候的阅读，父母会着意安排我读一些‘大部头’，特别是苏联文学。宏大又厚重。儿时的阅读其实造成我对文学的敬畏感，觉得文学门槛非常之高，所以长期安于做一个阅读者。我完全没想到某一天我能提起笔来，规律化地写作。直到《谜鸦》获奖出版后，我才发觉儿时阅读给我最为珍贵的经验，就是教给我作为一个写作者，应该具备一种胸怀。不是只关照一时一地，而是把这些东西放在普世人性的层面去写。有了大胸怀，就算是小题材小格局，你也可以写出意义深刻的作品。”葛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