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军战俘后人接受摄制组采访。资料照片
记者 张熠
“8年前的这个月，我决定去搜索‘里斯本丸’沉船。动力就是好奇心，以及想记录这段历史的紧迫感。”6月14日，导演、制片人方励带着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在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
八年磨一剑，这位把做电影当成第二职业的海洋技术专家，终于松了一口气。“我完成了一个内心的承诺，电影花了多少钱、多少时间都不重要，它托付的是2000多个家庭的希望和期盼。1800多个战俘家庭希望看到他们父辈的经历；200多个舟山渔民家庭，他们父辈的善举、壮举理应被记住。”
再不记录就来不及了
1942年10月，日军征用“里斯本丸”号客货船押运1800多名英军战俘从香港返回日本，途经舟山附近海域时被美军击中，800多名英俘遇难，384名英俘被当地渔民舍命救起。此即“里斯本丸”事件。
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英期间以“里斯本丸”营救事件为例，强调中英两国人民在战火中结下的情谊永不褪色，成为两国关系的宝贵财富。2022年，习近平主席复信“里斯本丸”号船幸存者家属，鼓励其继续积极致力于中英友好，期待更多英国朋友为中英关系作出贡献。
时间回到2013年，方励在浙江省东极岛拍摄电影《后会无期》时，第一次从舟山渔民口中听闻“里斯本丸”事件，深受震撼。“我感动于中国渔民的壮举，也放不下那些英国战俘。”3年后，无法放下这个故事的方励，决心拍摄一部面向全球观众的中英文纪录片，打捞这段历史，也打捞1800多个被人遗忘的战俘故事。“调查历史、澄清历史，要有物证，按照记载的沉船坐标，我们去搜寻‘里斯本丸’沉船，前十天一无所获，最后在相差36公里的地方找到了它，并绘制了声呐图。”
方励感慨，选择讲述“里斯本丸”事件的故事，始于一种电影人对于时间紧迫感的直觉。“在我开始拍摄这个故事时，只有寥寥几位亲历者在世，年龄都高达90多岁。”再不记录，便来不及了。2018年3月，摄制组首次来到舟山，采访了亲历“里斯本丸”事件的渔民林阿根，当时他已经94岁。而后，又前往英国采访时年99岁的亲历者丹尼斯·莫利。
《里斯本丸沉没》完全取材于真实历史事件，8年来，其拍摄经历了重重困难。在英国，这一事件并不为大众所知。为了寻找战俘后人，摄制组在英国主流媒体上投放了大幅广告，最终成功与380位战俘家人取得联系，摄制组还寻访了百余座英国城镇，收集上万张历史照片，面对面采访近120位战俘后人，研读了百万余字的英文、日文材料。
在场中国观众流泪了
《里斯本丸沉没》首映这天，多位“里斯本丸”事件的亲历者后人不远万里飞抵上海，在上海影城观看了影片首映。
简·克莱门茨和凯瑟琳·伯奇带来一块2.4千克、长12英尺、宽8英尺的石碑，她们是遇难者肯尼思·霍金森的侄女和表妹。这块小石碑，是她们为长辈准备的墓碑，上面刻着霍金森遇难时的年龄——22岁，编号——3055984，以及遇难时间——1942年10月2日。“第一次去这个家庭采访，她们带我去查家谱，还去了家族墓地，那里有一个空墓。这次，他们要把这块墓碑沉入遇难者长眠的海底。”方励说。
“我一直想感谢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舟山的渔民，没有他们的义举，就没有今天的我坐在这里。”肯尼思·安德鲁·萨蒙回忆，他的父亲是“里斯本丸”事件的幸存者，但父亲余生都活在内疚中，因为他的很多战友都去世了。“很长一段时间，父亲不愿意谈论这件事。后来，他开始写回忆录，记录在‘里斯本丸’上死去的人们。”
亲历者后人菲利普·格雷厄姆·班布里奇，很感谢《里斯本丸沉没》的问世。“我妈妈一直在等待她的父亲回家，守着父亲送的洋娃娃，等了一辈子。”他说，妈妈一度无法释怀，到处打广告，询问是否有人见过她的父亲，知道他的遭遇，“她看到纪录片的粗剪版后，终于知道了父亲因为什么失去生命，释然了。”另一位亲历者家属说，“在场的中国观众，跟我们的亲人没有任何关系，但很多人流泪了。我很感动，隔着这么远的距离，还有这么多中国观众关注这段历史。”
“不过六七年间，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这几位亲历者都去世了。”在该片国际策划焦雄屏看来，《里斯本丸沉没》是电影史上少有的创作作品，“像调查报告一样，填补历史上的某个空白，也可以引发下一代对战争的思考”。
“我是半路出家的电影人，我是因为触动来做电影，我阴差阳错地逮住了这段历史。”方励感慨，拍这部纪录片，既感到心累和伤痛，但也总算松了一口气，“8年不算什么，18年我也把它干完，这件事开始了就没有回头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