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全国两会，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都是代表委员和百姓热议的焦点。
对来自浙江的代表委员来说，报告中的“浙江元素”更为他们津津乐道。今年“两高”主报告中，共有14处内容与浙江有关，其中最高法工作报告9处、最高检工作报告5处。
众多的“浙江元素”，反映了浙江在司法领域的探索和创新走在前列，法治能力与水平不断攀升。从“两高”报告中，我们能读出哪些法治浙江新亮点?
不断凸显的法治优势
“生意都回来了，多亏当时法院拉了我们一把。”3月8日上午，听到自己公司的案子成为典型案例，写进了最高法工作报告，湖州市南浔区某公司负责人有些意外。
该公司是一家纺织印染企业，因超标排污多次被罚，资金链断裂，陷入半歇业状态。南浔法院法官调查后发现，该企业持有政府发放的排污许可证，申请难且稀缺，多年来又积累了大量优质客户资源，订单不成问题，仍有运营价值。于是，法院通过“合规整改+和解偿债”方式，促使企业破产清算转和解，升级环保设备及技术水平，提高产量的同时减少排污量，企业全面复工复产，从源头实现绿色转型，2023年第四季度产值同比增长85.7%，一度压垮企业的债务基本清偿。
办理一起案件，扶助一批企业，规范一个行业，在正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优省的浙江，可谓屡见不鲜。除了这个案件，不少代表委员发现，“两高”报告中许多“浙江元素”，与浙江当前大力实施的三个“一号工程”等中心工作息息相关。
最高法工作报告提到，杭州法院协同司法局、律协等开展以律师调解为主的市场化解纷试点，两年来律师调解员化解纠纷2.4万件。以前打一场涉案标的额6500万元的企业欠款官司，至少要耗时半年以上，诉讼费预付就需37万余元。而现在，杭州法院以市场化解纷机制突破单一公益调解模式，引入律师、民办非企业调解组织等专业力量，像这样的案子不到一个月就解决了，费用还不到原来的一半，充分体现了“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全国领先的司法创新
“两高”报告中，还有不少浙江的司法探索。
北京、山西、浙江、四川等地检察机关研发法律监督大数据应用模型，被写入最高检工作报告。从一起中介机构出具虚假消防检测报告的事件出发，浙江检察机关发现共性问题，研发了用以监督的数字化模型，应用到消防部门监管预警系统中，推动协同治理、系统治理，从而维护了公共利益。
最高检工作报告还提到，指导沪苏浙皖检察机关完善跨区域一体履职机制。三省一市九城检察机关共同签署框架协议，将制度建设、区域协作、治理融合作为重点，推动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沿线九城检察机关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涉外法治是浙江的另一大特色。最高法工作报告提到，浙江、福建、广东法院探索“海内+海外”、“线上+线下”侨益保护路径，便利侨胞诉讼。浙江法院近年来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涉侨纠纷一件事”改革为牵引，构建涉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华侨走到哪里，司法服务就跟到哪里。
最高法工作报告提到，由宁波海事法院审理的某境外海域船舶碰撞案，也是浙江先行探索，运用调解方式化解国际海事纠纷的创新实践。在多国享有管辖权的情况下，外国当事人主动选择宁波海事法院作为管辖法院，是对浙江法院的信任和肯定。
示范带动的精品案件
“两高”报告之所以受关注，还因为披露了不少具有推动社会公平正义价值导向的典型案件。
比如，最高检工作报告提到的“开国少将被造谣案”，3名网络自媒体博主恶意制作、传播虚假视频，造谣一位开国少将是革命叛徒，浙江军地检察协作，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责令公开赔礼道歉并承担公益损害赔偿责任。通过法律途径作出严肃处理，捍卫英烈荣光，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体现了应有的价值坚守和道德底线。
该报告还提到锤杀6名船员、时隔35年后抓获归案的蒋四兴、薛三元案，彰显了“正义虽久必至、虽远必达”的司法理念。而由宁波中院审理的十三届全国政协原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主任沈德咏受贿案，出现在最高法工作报告中，体现“有腐必惩、有贪必肃”的坚定决心。这些案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较大影响，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好体现。
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浙江代表委员认为，办好精品案件具有良好的示范性和带动性，为其他类似案件办理贡献了浙江智慧与浙江经验。
听了“两高”报告，浙江法检干警也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坚持“敢为人先、勇创一流”，继续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高水平推进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法院、检察院现代化建设，不断提升浙江的司法影响力，在法治领域努力创造更多“浙江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