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书坛谁人第一?最有名者为“三宋二沈”。“三宋”者宋璲、宋克、宋广，“二沈”者沈度、沈粲。清人杨宾最称赏宋克“克字仲温，能行、楷，而章草尤佳”，又说“二沈三宋俱有名于国初，余仅见仲温书，谓可追拟古人”，分明就是说宋克第一。
宋克是吴郡长州(今苏州市吴县)人，他的书法除了对苏州地区文人产生影响之外，松江、嘉定、太仓等吴中地区书家多受其沾溉，其中尤以松江书家为多。他41岁前生活在元代，自幼家富收藏，于历代法书名迹耳濡目染，后又师事于元末书家饶介，书艺大进。宋克的书法渊源于魏晋，“深得钟王之法，故笔精墨妙，而风度翩翩可爱”。在师承方面，明人解缙在《春雨杂述》中则揭示了赵孟頫、康里巎巎、饶介、宋克这一传承过程。至于宋克所擅长的书体，今人黄惇说：“宋克最擅长的书体是小楷、章草及狂草与章草的糅合体。”
宋克最有名的书法作品主要是小楷和章草。其小楷杰作是40岁时所书《七姬权厝志》，被后人视为颇得钟繇神脉的法书，可比美于王羲之所书《曹娥碑》和王献之所书《洛神赋》。吴湖帆在《丑簃日记》中谓是书“似欹而正，似疏而浑，真具天然之美也”。
探讨宋克的章草创作及成就，不妨先从章草书法的源流和发展说起。东晋时期，书法艺术的发展达到高峰。当时的草书流行的是被称为今草的新体草书，为了和这种草书相区别，流行于两汉的那种字字皆独立而不相连贯的草书就被称为章草，大致就是我们今天所见汉代竹木简上的草书。章草属于一种较为古老的书体，魏晋以后即为人所罕习，南朝则有梁代的萧子云以擅章草称于当时，至隋唐复渐趋衰微，故欧阳询曾有“章草几将绝矣”之叹。唐人张怀瓘在《书断》中所列擅章草者仅数人，亦只“能品”。到了宋代，这种书体几成绝响。当时虽偶有地方士子勉力习学，结果却未必令人满意。由于宋代书法积弊深重，元代大书家赵孟頫乃大倡“复古”，篆书、隶书等古老的书体方得以复兴，章草也逐渐回到书法创作者的视野之中。因“复古”而“复兴”，章草可谓搭上了一艘“顺风船”。由赵孟頫、邓文原等人的身体力行开始，之后的康里巎巎、俞和、饶介、杨维桢等人刻意为学，章草书法在元代书法创作中蔚然成风，构成了书法史中一道独特的景象。这无疑为宋克的章草学习和创作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现实基础。在他一生的创作中，章草或狂草与章草糅合体的书法作品确实占了不少的比例。
宋克流传下来的章草作品以临仿《急就章》为著，现存有三种，分别是故宫博物院藏本、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本和北京市文物局藏本。现藏故宫博物院的藏本为纸本手卷，由10张纸粘接而成，乌丝栏界，共160行。卷首题“急就章”，后系自跋一则：“庚戌七月八日，偶阅此纸，爱其光莹，遂书皇象急就章，计十纸，共壹千九百余字。行笔涩滞，不成规模，岂敢示诸作者，聊以自备遗忘耳。东吴宋克仲温又识。”庚戌是明洪武三年(1370年)，这时宋克44岁，正值壮年。他说“偶阅此纸，爱其光莹”，说明这卷作品的纸质是非常光滑细腻的。纸张质地是否光洁密致是古人判断纸张优劣的重要标准，纸张越是光洁就越容易表现用笔的细微之处。细鉴该卷笔迹，锋颖毕露，使转流便，而宋克后面说的“行笔涩滞，不成规模”不过是他的自谦罢了。
宋克《急就章》的审美价值在哪里，它在赏析宋克的章草书作及评价其成就方面有何意义?
自来章草的法帖主要有《出师颂》《月仪帖》和《急就章》。前两者传为晋代索靖所书，但字数较少，《急就章》则有近两千字，因而更利于学习。它原本是汉代的童蒙识字课本，现在发现的汉简上的《急就章》都是用隶书所写，魏晋时方以章草书写，最有名的是三国吴人皇象的写本。皇象的本子在北宋时被叶梦得刻石于颍昌，明正统间杨政又将叶氏本翻刻于松江，并将残缺处以宋克的临本补足，就是有名的“松江本”，这是今人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急就章》版本。元代章草得以复兴，出现了许多版本的“皇象《急就章》”，赵孟頫、邓文原、俞和都有临本传世，足见作为章草学习的范本，《急就章》要比《出师颂》《月仪帖》更为广泛适用。
“松江本”据称是最接近皇象原迹的范本。皇象的书法风格一向被视为“古质”，但细观这个本子似乎已不算“古质”，而略显“今妍”，这可能是后人摹刻时出现的种种原因所致。宋人黄伯思说：“章草惟汉、魏、西晋人最妙，至逸少(王羲之)变索靖法，稍以华胜……”“稍以华胜”的“华”即华饰，指用笔上增加了华美的成分——书法的发展在技法上总是越来越向华美的趋势发展，技艺随时间打磨得越来越精致，王羲之章草“稍以华胜”正是这种内在逻辑的体现。
那么，顺着这个逻辑穿越七八百年，“妍”就应该变本加厉。在元人那里，他们自然将章草的“妍”发挥到了极致——赵孟頫、邓文原如此，宋克自亦难逃。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宋克的《急就章》，他借助于纸张的“光莹”，在“妍”的表现上并不输于两位前辈。
一般而言，“爱妍而薄质”是人之常情，但过于“妍美”或“妍媚”反易招致一些鉴赏家的非议，认为是“俗”。宋克这种妍美的章草书风自然会招来持异议者，詹景凤就批评说：“气近俗，但体媚悦人目耳。”王世贞则批评为：“波险太过，筋距溢出，遂成佻卞。”宋克的这本《急就章》出锋与收锋都很显露，运笔婉转迅疾，就算拿以“媚”著称的赵孟頫所书的《急就章》相比，也未必谢之。所谓“体媚悦人目”原本并不是一件坏事，只要是一种自然的呈露也就无可厚非。从宋克的《急就章》中，我们确实看到他通过章草这种古老书体将“妍美”发挥得淋漓尽致。至于是否“俗”，则言人人殊。
宋克对《急就章》的爱好与学习贯穿其一生，可谓至死不渝。在他61岁去世的那一年，他还在书斋中临写了一遍《急就章》，这个本子现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馆。该藏本与故宫博物院藏本相比，面幅要小许多，所用纸张也略为粗糙，没有栏界。对于一个书家而言，时光过去了近20年，他的书法应更趋于老成。确实，这卷《急就章》虽然面幅上比他44岁时所书的要小，但风格更趋老辣，由于没有了栏界，笔与笔、字与字之间显得更为呼应，雄浑朴茂，一气相生，不经意处时露天机。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着重介绍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宋克早年所书《急就章》?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法度的谨严，二是内容的完整。清初宋荦在卷后的跋尾中评论道：“仲温先生书不拘于一格，此仿古尤其精意之作，如此气韵于唐诸大家无多让也……细玩用笔，端谨而法备，流传数百年神采如新，真奇宝也。”这是宋克章草书法中的一件“精意之作”，特点在于“端谨而法备”。我们还可从明人周鼎所写跋中寻求论证，他写道：“仲温《急就章》，有临与不临之分。临者全，不临者或前后段各半而止；或起中段，随意所至，多不全。若临摹则不能不自书全。予所见盖不可指计矣，独此卷全好可爱，第对临欲规矩不失，故不有纵意处耳。”周鼎所言“规矩不失”“不有纵意处”，正可与宋荦的观点相印证。他指出这是他所见宋克《急就章》中文字最全最多的一本，也就是第二个原因——内容的完整。周鼎是明成化间人，所见宋克所书的《急就章》内容完整者已是稀有，而此卷犹“流传数百年神采如新”地保存到了今天，则不能不说是件“奇宝”。
自王羲之父子始，书法在技法上已臻极则，充分展示和确立了书法的传统经典范式。而再要依循这种范式，精益求精、踵事增华，对后世的书法家而言，无疑是极大的挑战。章草这种古老的书体，在王羲之手里“稍以华胜”，至赵孟頫、邓文原等的手里，则益为精致，那么，将精致推向极致的应该就是宋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