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荣坤老人在整理捐献志愿者资料表格
遗体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的接力。再过几天，就是中国器官捐献日。令人欣慰的是，如今在合肥乃至全省，捐献志愿者的队伍越来越大，成功捐献者也越来越多。仅合肥市登记人数已经将近5.4万，超过1200人完成捐献。不过，在安徽，省级层面还缺少统一的激励政策，这块“短板”还亟待尽快补上。
起步时不到一个“班”，未来要打造一个“营”
邮电新村是合肥市蜀山区西园街道美虹社区里的一个老小区。这几年，因为一群人的遗体器官捐献，因为一个红十字爱心社，小区知名度越来越高。
86岁的吴荣坤是爱心社的发起人之一，如今已成为“带头大哥”。5月31日，一见到记者，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就滔滔不绝起来，“起步时，就几个人。到现在，在这进行登记遗体器官捐献的志愿者已有162人，年龄最大的超90岁，最小的才20岁。”
让人意外的是，细数这162个名单，家住邮电新村小区的只占三分之一，有不少是夫妻档、父子档、母女档。“其他人都不是本小区的，有庐阳瑶海包河的，更远的甚至是家住淮南市的，这些人都是慕名而来的。”
谈及做这件事的初衷，吴荣坤记忆深刻。2001年，同小区的老伙伴吴朗住院时，了解到遗体捐献的意义，便登记成为小区遗体捐献第一人。2002年3月，吴朗去世，家人的签字兑现了其生前承诺。
几年后，吴朗的老伴马毅兴与吴荣坤谈及此事，几人一合计也登记了遗体器官捐献。后来，小区内不少老人都入了伙。2013年，一个“红十字爱心社”在小区成立。
“如果器官还能用，就能直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如果不能用了，遗体就拿去做医学研究。”在吴荣坤看来，捐献遗体器官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吴荣坤的老伴之前是学医的，“我登记没几年，她也登记了，她还带动了不少朋友加入。前段时间，她朋友的朋友也来登记，要在去世之后捐献遗体器官。”
登记162个人当中，已经有13个人在去世之后，在家属的支持下，完成了捐献。众多登记者中，家住邮电新村的九旬老人周凤翼今年3月去世，家属捐献了其遗体。
如今，邮电小区的红十字爱心社，已经成为全省遗体器官捐献推进工作的一个缩影。在全省，这样的爱心社已经有10多个，多数集中在合肥。
谈及未来，吴荣坤有自己的盘算。最初的登记人数，相当于部队的一个“班”，如今已达到一个“连”。吴荣坤希望，自己有生之年，来爱心社登记的志愿者达到一个“营”。
捐献者越来越多，但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
4月下旬，在送外卖的路上，合肥80后男子白敏（化名）不幸遭遇交通事故。虽然在医院ICU里治疗了很长时间，但因为受伤太重，还是没了生还希望。
5月26日，在合肥高新区一家医院，白敏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当天，白敏的妻子忍痛将他的肝脏和肾脏捐了出来。
对这次器官获取进行见证，也是合肥市红十字会事业发展部副部长王双全的日常工作之一。
多年的工作中，有件事让王双全印象深刻。
去年10月，40岁的王干突发脑出血，在合肥不幸离世。悲痛之下，爱人做出决定，把丈夫的心、肝、肺、肾、角膜以及脑组织全部捐了出去，给多名患者带去新生。这是2017年以来，王双全参加见证案例中捐赠最多的一次。
在吴荣坤看来，早些年许多人思想比较保守，对遗体器官捐赠比较忌讳，“最初宣传这事，不像现在这样理直气壮，很多时候都是偷偷摸摸地进行。”以前，登记捐献的志愿者中，也有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完成捐献的。
王双全叹了口气，讲述了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多年前，一个女儿遵照父亲遗愿捐了其遗体，但父亲的其他兄弟强烈反对，最终这个女儿承受不住压力，把父亲的遗体要了回去。
在王双全看来，遗体器官捐献登记仅是一种意愿的表达，可以随时变更或撤销意愿。而完成器官捐献，需要符合一定临床医学条件，且经过一系列规范程序才能完成。
而受到公众对遗体器官捐献认识的加深，大家接受度的提高，宣传力度加大等诸多因素影响，近年来，合肥市户籍人口当中，登记成为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的人数也水涨船高。2018年以来，登记的志愿者数量就有了明显的增长。其中，2018年是3000多人，2019年是8000多人，2020年超过1.1万人，2021年更是达到了1.5万人，2022年也超过了9000人。
王双全透露，目前，合肥市户籍遗体器官登记志愿者人数已经达到了约5.4万人，其中超过1200人完成了捐献。
也许有很多人认为，捐献登记者大多是老人，真实情况并非如此。上述5.4万人当中，26到35岁的群体占比最高。
“现在工作比以前好开展多了。”谈及遗体器官捐献，安徽省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中心安医大接受站副站长付杰很欣慰。
当前，全省已有32万人已签署遗体器官组织捐献登记表，其中上万人实现了捐献。
不过，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传统观念影响，不少人还是“谈捐色变”。付杰表示，目前来看，器官移植需求远远大于供给，“器官短缺依旧是器官移植面临的最大难题。”
生死“摆渡人”最怕第一次向患者家属开口
遗体器官捐献是一次生命的接力。在这背后，器官捐献协调员就像一座连接生命与死亡的桥梁，沟通着器官捐献者家属与受捐者。他们被视作这场接力的生死“摆渡人”。
作为资深“摆渡人”，今年53岁的付杰在多年前筹办了安徽省第一个遗体捐献接受站。至今，他已协调遗体器官、角膜捐献超过700例，为众多家庭带去了新的希望。
然而，付杰深知，“摆渡”这件事并不好做。
作为协调员，需要面对的是家属即将失去亲人的痛苦和绝望，以及他们在选择捐献与否的挣扎。很多时候，尚在悲痛中的家属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些“摆渡人”要和自己提出这样“残忍”的事。
起初，付杰对这项工作还没有太多经验，被拒绝是常事，而遭白眼、挨骂对于他来说也是“家常便饭”。大冬天，他曾被冷水泼在头上，脸上被吐过唾沫；“还有家属掐着我脖子，把我靠墙拎起来过。”
“一方面，家属接受亲人即将离世的现实需要时间。另一方面，重要器官存活时间非常有限，很多病人的生命最后是以分钟进行倒计时的，我们不得不抓住每分钟。”付杰说，和家属谈捐献的时机很难把握。
此外，一大困难就是未知，有些家属会在同意捐献后又反悔。作为“摆渡人”，付杰能做的就是和他们充分沟通，并尊重他们的决定，直到最后一刻，家属都有权选择捐与不捐。
捐献者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年龄、身份、职业，每一次捐献背后都会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在付杰看来，“最难的是第一次向家属开口。”
前些年，长丰县有个病人成为潜在捐献者，付杰就去做家属工作。但因家属意见不统一等诸多因素影响，付杰前后跑了持续了一年多才成功。
每协调成功一次捐献，意味着一个生命的逝去，也意味着另一个生命获得新生。而这时，付杰的内心五味杂陈，不会有成功的喜悦，反而会有点不是滋味。
省级层面需尽快出台统一的激励政策
“生命因短暂而珍贵，而让生命以另外一种形式在他人身上延续，就是一种大爱。”付杰表示，这种爱需要回馈，所以完善的激励政策必不可少。
按照现有激励政策，人体器官捐献者的配偶、直系血亲及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需要进行人体器官移植手术排位等待捐献器官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排序。
5月中旬，国家卫健委联合国家发改委等14部门出台《关于促进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健康发展的意见》，意见要求各地进一步出台细化鼓励人体器官捐献的措施和保障政策。
“以合肥市为例，在无偿献血方面，现有激励政策较为完善；但人体器官捐献激励政策，还存在很大的不足。”王双全表示，对捐献者家属进行人道关怀是捐献之后的重要工作。
三年前，《合肥市无偿献血者奖励措施》落地，全市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享受免费停车、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免费游览公园景点等待遇。
“遗体器官捐献，需要更多被认可和尊重，还需要更人性化的善后服务与关怀。”付杰分析，目前，省内个别地市有自己的激励政策，但从安徽省来说，省级层面都还没有统一的激励政策，这一定程度上给捐献者家属造成不必要的误解，从而影响捐献积极性。
“需要相关部门加快行动，推动细化政策的出台。”王双全认为，对遗体器官捐献的激励，要更大范围地惠及捐献者家属。比如，要对捐献者的家人在就医、就业、就学等方面，给予更大激励和保障。
加快打造合肥市本级器官捐献者纪念园（碑）
上个月，《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国务院令第767号）开始实施。当中明确提出，“动员社会各方力量设置遗体器官捐献人缅怀纪念设施”。
合肥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刘波调研发现，全国31省市共建立了183处人体器官捐献者纪念园（碑）。其中，长三角地区有63处，有12处在安徽。全国省会级城市未建立遗体和器官捐献者纪念园（碑）的有6个。
“在合肥，安徽省红十字会在大蜀山文化陵园内建立了一处遗体捐献者纪念碑林。”刘波表示，目前，合肥市本级尚未建立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者纪念园（碑），没有独立的场所开展缅怀活动、纪念合肥市遗体器官捐献者，这不利于推动器官捐献事业高质量发展。
为此，在今年初的合肥市两会期间，作为合肥市政协委员的刘波，向大会提交了一份书面建议：建立合肥市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园（碑），给逝去的捐献者，以“生命礼赞”。
一方面，刘波建议由合肥市规委会、市民政局等相关部门协调，在合肥市拟建公募内划拨一块用地，由公募管理方建设一座合肥市遗体和器官捐献者碑，碑上镌刻市内现有遗体、器官、角膜捐献者的名字。
另外，建议由合肥市相关部门协调管理方，对有意愿的市内遗体和器官捐献者在纪念碑下免费安排骨灰生态葬；对不接受生态葬并在公墓内购买墓地的捐献者，给予一定额度的费用减免。
王双全透露，目前，合肥市相关部门正在开展纪念园（碑）的选址工作。
6月11日，我们将迎来中国器官捐献日。而对于全社会来说，用“生命”点亮“生命”之路，还很漫长。
合肥通客户端-合报全媒体记者 方佳伟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