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禁渔退捕”到“转产就业”，从“生产锈带”到“生态绣带”，从“休养生息”到“生生不息”，十年禁渔，滚滚长江水见证了两岸生态转型发展之路。
长江禁渔看长江口，长江口禁渔看上海。长江口禁渔是长江十年禁渔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
12月21日-22日，“绿水青山踏歌行——十年禁渔看长江”网上主题宣传上海站来到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地区实地采访调研。
“水陆空天”一体管控
上海率先建成长江禁捕智能系统
在长兴岛公务码头，凛冽的寒风中，可以看到几艘渔政船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准备工作。
这是由一座固定码头、三座浮码头组成的项目，占用岸线长度200米。2021年3月启用研究，12月底主体结构完工，实现了当年谋划、当年启动、当年完工。2022年6月通过完工验收，2023年3月通过竣工验收，并于当年正式投入试运营。
“在上海建码头非常不容易。”上海市农业农村委执法总队总队长夏龙平感慨道，“长兴岛岸线，对上海来说，是非常紧缺的稀有资源，整体只有800米，专门拿出200米来建公务码头基地，说明了上海对禁渔工作的重视，可以说长江禁渔为我们的执法工作提供了很重要的支撑。”
夏龙平说，在此之前，渔政执法船大多需要“寄人篱下”，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长江口禁渔是长江十年禁渔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国家全面启动长江十年禁渔以后，上海市长江禁渔管理区域从原有的1100平方公里，扩展到3200平方公里，加上长江口非法捕捞以大马力快艇和低、慢、小船筏在夜间活动为主，原有的执法装备和技术能力已经不能适应现实要求，执法监管压力很大。”上海市农业农村委执法总队副总队长、上海渔港监督局局长刘健介绍道。
由此，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对标“最高标准、最高水平”，在全国率先建成长江禁捕智能管控系统，同时制定出台配套长江禁捕执法机制，上海长江口3200平方公里水域实现了智能发现、智能告警、综合研判、指挥调度、属地监管、及时查处和信息共享的智能闭环。系统于今年5月通过验收，并接入了上海市城运中心监管平台。
刘健现场进行了演示，系统整合集成了公安、海事等部门和沿江各区的存量信息资源，新建116个感知点位，实现对长江禁渔管理区域3200平方公里、450公里沿江岸线“水、陆、空、天”一体化管控。
系统投入运行以来，实战效果显著。刘健特别提到，2022年5月，该系统精准锁定沪苏交界江苏水域内流窜大马力快艇，通过系统信息共享，协同长航公安南通分局成功破获非法捕捞鳗苗案件，抓获嫌疑人若干，形成强大震慑。
守护好“长江的微笑”
讲好长江大保护的故事
今年4月底，有群众报警称，在崇明区陈家镇护鲟路一号丁坝滩涂发现一条大鱼扭动着尾巴，疑似搁浅。
经初步判断，这应该是一条江豚。为防止江豚受伤，民警赶紧与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联系，请求参与救助。
研究中心的专家团队确定这条长77厘米的大鱼就是江豚，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誉为长江的“微笑天使”。专家判断，这条江豚还没有满月，应该是和“江豚妈妈”走散了。小江豚出生后要由母江豚哺育一段时间，所以大家决定等潮水涨起来后立即将其放生。
据专家介绍，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现存的淡水江豚，是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的旗舰物种和长江淡水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指标，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2500万年。长江十年禁渔以来，江豚数量开始止跌回升。根据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的2022年全流域长江江豚科学考察，长江江豚种群数量为1249头。
“江豚还是要就近放归到它的栖息地，能够提高与母江豚汇合的概率，也可能与江豚群体汇合，这样可以提高成活率。”研究中心资源监测科科长吴建辉介绍道。
吴建辉所在的研究中心，前身叫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2019年更名为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
“从名字的变化，就能看出保护的概念、内容更加广泛，现在主要以保护长江流域珍稀濒危的水生生物为主。”研究中心主任顾士连表示，以中华鲟为例，近几年没有发现自然繁殖现象，如果再不加以保护，就很有可能灭绝。
顾士连介绍，长江口是中华鲟唯一的“幼儿园”，特有的“待产房”，又是重要的“产后护理场所”，是中华鲟生命周期中数量最集中、栖息时间最长，又最易受到侵害的天然集中栖息场所。
在研究中心的生命长江馆可以看到，这里蓄养了数尾中华鲟、胭脂鱼等稀有品种。经过驯化以后，它们将被放流，回归长江。
今年6月6日“全国放鱼日”，上海市珍稀濒危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在长江口举行。活动现场，向长江口水域放流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鲟30尾、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胭脂鱼20000尾。
这一活动已连续举办20多年，成为上海市的一张绿色生态名片。放流活动更是上海贯彻长江大保护指示精神，落实长江“十年禁捕”生态策略的具体实践。
渔民上岸成立“护江人”志愿队
“捕”鱼村变身“保”渔村
堡渔村，位于崇明区堡镇港南水闸西首，紧邻长江，是一个以捕捞业为主的专业渔民村。
先说村子所在的堡镇，一张口“堡(bǎo)镇”，便暴露了你是外地人的事实，当地人习惯念作“堡(bǔ)镇”，而堡渔村自然而然也就成了“捕”渔村。
的确，村如其名。
“1966年以前，这里的渔民都以船为家。到1966年，出现了陆上定居户，渔民在陆地上盖起了房子，逐渐形成规模。1984年底改建为行政村，改名为堡渔村。那时候村里有60多条长江渔船，1000多名渔民。”堡渔村党支部副书记徐剑忠向记者介绍了村子的历史。
2018年开始，堡渔村积极响应“长江大保护”号召，由“捕鱼人”转身成为“护江人”，还成立了“护江人”志愿队，定期巡查长江出海情况。
如今，走进堡渔村，还能看到一座“渔业文化馆”，这里展示着渔乡生活、老物件、渔民故事，还原了堡渔村的渔业发展史。
崇明沐昕社区公益服务中心负责人张楠，从小在堡渔村长大，已经成为大城市白领的她，却在2018年选择了返乡，召集村里的年轻人，发起“渔益季”村居自治项目。
“村里‘上岸’的渔民很多，他们文化程度普遍不高，除了捕鱼并没有太多其他的技能。”张楠说，为了让大家重拾信心，会组织渔民进社区、进学校，进行渔家文化宣传推广，让生态保护进一步深入人心。
渔民上岸，给长江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这么多年，我从来没在江里看到跳出水面的鱼。去年秋天，我到江边散步，看到鱼群游过，还有鱼会蹿出水面，现在这样的场景就越来越常见了。”徐剑忠说，长江禁渔之后，生态越来越好，江里的鱼儿也越来越多，这是肉眼可见的。“所以，现在村民都习惯自称‘保’渔村。”
